1955年，历经建军以来的一系列重大战争之后，我国正处于百废待兴之际。在这一年，军队正式实施了军衔制度。然而，在军衔制度的推行过程中，诸多趣味盎然的小故事接连上演。

起初，开国将领们对军衔的颁发并未过分关注。在他们看来，军衔的授予似乎是一成不变的规则。这所谓的“一刀切”原则，即职务级别越高、资历越深，相应的军衔也就越高。因此，对于军衔的分配，大多数人持无所谓的态度。

然而，在具体实施授衔工作的过程中，不少开国将领发现，军衔的授予并非总与职务或治理能力成正比。以萧克为例，他被授予上将，而早在红军时期，萧克便已担任军团长一职。在同一时期内，其他担任军团长的将领在1955年授衔时，最低也是被授予大将，然而萧克却仅获上将衔。

尽管许光达的资历与过往职位似乎不足以使他获得大将的荣誉，然而在授衔的过程中，领导层却特别考量了他担任装甲兵司令的身份。装甲兵作为一个新兴且独立的兵种，其司令若未能获得大将军衔，无疑将挫伤该兵种的士气。

此细节，于小说《亮剑》中有所提及，讲述的是在授衔仪式上，那位资深领导荣获少将军衔，而其麾下将领却获封中将。由此，双方在日后相遇时，不免显得略显尴尬。

在执行授衔任务的过程中，最对授衔结果感到不满意的无疑是许世友。他坚信，自黄麻起义起便追随红军，多年来在战场上始终冲锋在前，屡建奇功。更为关键的是，在黄麻起义时，许世友已担任指挥职务。仅凭这一资历，他坚信自己理应被授予大将军衔，而非上将军衔。

实际上，客观而言，在黄麻起义之际，众多普通的士兵，若能幸存至1955年，多半都能荣升为中将或少将。然而，许世友当时身为领导者之一，却仅获得上将军衔，这让他感到困惑，这样的境遇确实令人感到不解。

于是，许世友前往周总理的住所，倾诉心中的不忿与遗憾。

领导层的授衔规划，自非无端之举。正因其非无端，故在授衔过程中，亦无整齐划一之情形。

涉及红军时期的三大主力部队；抗战期间的八路军与新四军；解放战争时期的四大野战军；以及东北抗联的幸存领导层。尽管各部队实力各异，却均对革命事业贡献卓越。鉴于此，必须依据比例，适度分配军衔名额，以表彰这些部队的杰出领导者。

此外，还需考量其对后世历史的深远影响。以徐海东为例，在关键时刻，他力挽狂澜，拯救了一方面军，正因如此，他荣获了大将军衔的殊荣。

周总理随即对许世友进行疏导。他问许世友：“世友，记得你投身黄麻暴动的那时，你心中所想的是否仅仅是为了成为一位大将？”

许世友心中不禁涌起少年时代的往事。正是“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的道理。

许世友缄默不言之际，周总理深情地言道：军衔不过是一份荣誉，无需过于珍视。试想方志敏等先烈，叶挺等英勇之士，若他们今日尚在，无疑已至元帅或大将之位。然而，他们在献身之时，毫无遗憾，亦未曾萦绕于军衔之念。

这番话语使得许世友深信不疑。粟裕自井冈山时期起，便已担纲机枪连连长之职，在随后的战斗中，他屡次凭借巧妙的战术击败了敌人的优势兵力。粟裕的资历与功勋理应足以获得元帅之衔，然而，他却认为，大将军衔于己而言或许过高。

许世友不再提军衔低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