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密,隋末唐初璀璨人物。
此人曾为隋朝楚国公杨玄感之谋士,其后,凭借其卓越的智慧与出众的军政才能,领导瓦岗义军驰骋中原,遂成为隋末唐初风云变幻之际的杰出豪杰。然而,鉴于他作为“空降干部”的特殊身份,他不仅未能成功融合瓦岗义军,反而进一步加深了旗下各派之间的矛盾,最终导致悲剧收场,身陷绝境。
探究李密起伏沉浮的经历,对于剖析自古至今众多空降干部的际遇,实则颇具深意。
进入正文,谈李密。
1
在隋末唐初,那些声名显赫的显贵人物,绝大多数源自关陇地区的贵族阶层。追溯其源,这一切都始于宇文泰所创立的“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二十四开府”等府兵体系。通常而言,若祖辈在宇文泰时期在府兵体系中的地位越显赫,其后代在政治上的待遇也就愈发优渥。
诸如隋文帝杨坚,乃大将军、随国公杨忠之子;而唐高祖李渊,则是柱国、唐国公李虎之孙。
李密,乃宇文泰时期赫赫有名的柱国、魏国公李弼的嫡系子孙,与杨坚、李渊同宗同源。
但不同的是,杨坚与李渊同属家族正系,承袭了家族数十年的政治底蕴,而李密虽为旁支,所能继承的政治资源实属寥寥。
史料记载明确。
《新唐书·高祖本纪》载:
“天赐神虎,于西魏时期,被赐予大野姓氏,官职至太尉。他与李弼等八位贤臣,辅佐周朝取代魏国,功勋卓著,均被封为柱国,被誉为八柱国世家。周闵帝继承魏国禅位之际,虎已离世,朝廷遂追认其功绩,追封为唐国公,谥号襄公。襄公之子昺,承袭唐国公之封号,又担任隋朝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不幸去世,谥号仁公。仁公之子,即高祖,诞生于长安,其体质特殊,有三乳,性情宽厚仁慈,继承唐公之封。”
李虎荣膺唐国公之封,李昺、李渊依次承袭此位,其继承顺序清晰可见。
《周书·列传第十一》载:
(杨忠)晋升为柱国大将军。武成元年,再被封为随国公,封地拥有万户之众。不久后,杨忠逝世,享年六十二岁,朝廷追赠他为太保,并赋予同朔等十三州的军事指挥权,以及同州刺史的职务,其原有官职得以保留。追谥为“桓”。其子杨坚嗣位。
杨坚承袭了杨忠的随国公爵。
《周书》卷十五《列传第七》记载:“晋公宇文护执掌朝政之际,朝廷的重大决策无不与谨和弼等人共同商议。孝闵帝登基后,宇文护被任命为太师,晋升为赵国公,封地万户……追赠谥号为武,不久又追加封号为魏国公,位列太祖庙庭的配享行列。”子耀,次子辉,承袭了太祖之女义安长公主的封号,因此被立为继承人……然而,耀未能如愿成为继承人,鉴于弼的功勋卓著,朝廷特赐耀邢国公之封,官至开府。子宽,大象末,蒲山郡公。
李弼的幼子李辉迎娶了宇文泰的千金,从而承袭了魏国公的显赫爵位。而他的长兄李耀虽获封邢国公,却仅担任开府一职。李耀之子李宽,因战功卓著而跃升至柱国大将军之位,被誉为一代名将,然而他的爵位却仅止步于蒲山郡公。
李密,蒲山郡公李宽之子。
梳理出的人物履历揭示了一个关键问题——
杨坚出自关陇望族,李渊则是关陇世家之后,二人皆因家族的纯正血统,始终居于关陇贵族的精英阶层之中。
李密出身于关陇四代,尽管辈分尚浅,且非家族正宗嫡系,因而难以得到家族势力的全力支持。为了维系自身的政治地位,他不得不依靠个人的政绩来巩固,从而沦为了次级的关陇贵族。
在这种形势下,若李密意图掌握重权,成就一番伟业,便不能拘泥于常规路径,而需另辟蹊径,精心构建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以便抓住建功立业、得以升迁的良机。
历经辛勤耕耘,李密巧妙地与隋朝权臣杨素一门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进而成为了杨素长子杨玄感的至交好友——“与杨玄感结为生死之交。”
在宇文泰的统治时期,杨素家族尚属默默无闻。当“八柱国家”的格局初具规模之际,杨素的父亲杨敷不过是一个食邑仅有八百户的侯爵。然而,在击败北齐的战争中,杨素凭借卓越的军功,先后被封为清河县子、清河郡公。
自杨坚代周建隋,杨素始因门生旧谊,受到杨坚的青睐,其官职亦随之稳步攀升,先是被封为上柱国、越国公,继而又擢升为尚书右仆射。隋炀帝杨广登基之后,杨素更是连连升迁,官至尚书令、司徒,并封楚国公,跻身隋朝权力之巅。
李密与杨素之家族结盟,颇具次级贵族相互依托、共度时艰之态势。
2
杨玄感与李密的深厚交情,极大地扭转了李密的命运轨迹。
或许正因为“隋朝篡周”的过程显得过于轻易,使得那些关陇贵族对杨氏皇族产生了极大的轻视,以至于他们普遍抱持着“若我上位,亦能如此”的狂妄心态。
继承杨素“楚国公”爵位的杨玄感,正是此中人物之一。
自隋炀帝杨广登基之初,杨玄感便洞察,凭借家族的显赫地位及隋朝文武百官多出自杨素麾下,加之杨广猜疑多端、性格刻薄,正是成就伟业的良机。因此,他密谋起兵反叛,意图拥立秦王杨浩登基为帝。
叔叔杨慎劝阻他,认为隋朝并未陷入大乱,杨广也未失去民心,此刻起兵并非良机,建议他再耐心等待——“士心未散,国家无隙,此时不宜有所图谋。”
杨玄感心悦诚服,遂暂时搁置了举兵反抗的打算。
公元613年,杨玄感时来运转。
那一年,杨广再度挥师东征高句丽,意图凭借雄厚的军力稳固隋朝东北边疆的稳定。为确保粮草与兵员能够无阻地送达前线,他特命杨玄感镇守黎阳,全权负责粮食与兵员的调配与输送。
位于河南鹤壁市境内的黎阳,地处隋唐大运河永济渠与黄河的交汇之地,其地理位置极为关键,堪比中原地区的交通枢纽。正因这一战略要地的重要性,隋朝时期在此设立了黎阳仓,用以储存了百万石之巨的粮食储备。
杨广委派杨玄感镇守黎阳,实则将自身的安危与命运交付于他。
然而,早已怀抱反抗之心的杨玄感,眼见高句丽战事加剧,天下动荡,岂会心甘情愿为杨广效力?
抵达黎阳伊始,杨玄感便迅速集结众多关陇地区的贵族后辈,高举义旗,发动了起义。
作为杨玄感的挚友与紧密战友,李密自是不可能对此事坐视不理。杨玄感初举义旗,李密即毅然前往黎阳,很快被杨玄感委以“谋主”之重任。紧接着,李密为杨玄感精心策划,提出了三条策略。——
聚义军,攻辽东。高句丽的军队协同对杨广进行围攻,此策略堪称“擒贼先擒王”,届时天下将无主,一切将任由杨玄感操控。
西行关中,以关陇为基。构筑起西魏与北周对关东地区的俯瞰之势,占据一方霸权,进而谋划未来的大业。
就近取洛。凭借黎阳仓、洛口仓以及回洛仓的粮草储备,支撑杨广的东征军与长安的守备部队展开漫长的拉锯战。若选择此策略,各方胜负难料,胜败之数尚未明朗。
这三项策略中,上策看似拥有最高的成功率,实则蕴含着最大的风险。
鉴于杨玄感领兵奔赴辽东,此举无疑是将后方完全暴露给了隋朝的官军。因此,那些忠于杨广或企图借此机会建功立业的将领们,必将全力以赴地追击杨玄感。届时,杨广的东征部队与隋朝官军将形成夹击之势,杨玄感恐怕难以独力取胜。
河南地处四战之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始终是各方政权争夺的焦点。尽管彼时粮仓林立,但此地依然不宜作为稳固的根据地。
在李密的策略中,中策无疑是最为适宜且稳固的选择。该策旨在攻取关陇地区作为稳固的根据地,从而有望成为下一个苻坚、宇文泰或杨坚般的历史人物。
这些道理,杨玄感自然是心知肚明,然而症结所在,表面上他似乎面临三种截然不同的抉择,然而,考虑到他的实际状况,实则他仅有唯一可行的方案——那就是就近对洛阳发动攻势,与杨广的东征军以及长安的留守部队展开一场旷日持久的对抗。
为什么?
鉴于杨玄感麾下将士的眷属悉数居于洛阳,若无法攻克洛阳并解救家人,便无人愿意承受九族连坐的巨大风险,追随杨玄感西进关中。
杨玄感和李密接着评论:“您的策略看似退步,实则乃高明之策。目前众官家眷皆聚于东都,若不将其纳入囊中,何以激起众人的变动?再者,若攻城不下,我们又如何彰显军威?”
在这种情形之下,杨玄感发动兵变,其军事行动主要局限于河南一隅,不仅未能取得显著的军事战果,更未能打开政治局势的新局面。最终,他被来护儿、宇文述等将领合围,终因不敌而败北。
作为杨玄感的智囊,李密至此已失去在隋朝官场中继续攀升的机遇。
此后数年,流亡江湖的李密,辗转投靠了郝孝德、王薄等义军将领,且在王当仁、王伯当、周文举、李公逸等部义军之间穿梭往来,联络四方。他逐渐崭露头角,成为隋朝体制之外,广为人知的英雄豪杰,声名远播,日益显赫。
在公元616年的那个时日,李密洞察局势,发现瓦岗军中的翟让势力最为雄厚,遂毅然决然地独自前往瓦岗,寻求依附于翟让麾下。
此次重返江湖,标志着李密崛起的契机,然而,他重返的方式却预示着这将是他未来败落的序章。
3
李密,身为瓦岗义军的依附者,可算得上是那种“有资历却无实权”的空降官员。与此同时,翟让已成功汇聚起逾万之众,且身边有单雄信、徐世勣等忠诚追随者助力,堪称瓦岗义军中的佼佼者。
李密若想在瓦岗义军中崭露头角,唯有凭借自身实力方能成就。
李密做了三事。
首先,李密成功地说服了翟让,得以吸纳周边零散的义军势力,从而显著增强了瓦岗义军的整体实力。
无需投入分文即可增强自身力量,翟让怎能拒绝?因此,李密与早已熟识的王当仁、王伯当、周文举、李公逸等人展开商谈。他们认为这位人物出身名门,气度非凡。鉴于时下普遍传言杨家将衰,李家将兴,便欣然接受了李密的邀请,成为瓦岗义军的股东。
纵然他们各自拥有一支忠诚的军队,然而,他们之所以投身于瓦岗义军,皆因李密的号召。故而,若翟让欲统领此众,自是非得借由李密之力不可。
李密自此成为瓦岗军及其他义军之间的关键联络者,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位列群雄之上。
其次,李密向翟让建言献策,主张先攻占荥阳郡县,将其作为义军的稳固基地,进而保障军需供应、扩大势力范围。
翟让采纳了李密的策略,亲自领兵攻克了金隄关及荥阳郡内诸多县城。然而,在此过程中,荥阳通守张须陀率领大军发动进攻,翟让遭遇重创。关键时刻,李密再次出谋划策,并亲自领军,成功击败了张须陀,从而挽救了瓦岗军的危局。
攻克荥阳郡县,彰显了李密路线成为瓦岗义军的战略指针,而击败张须陀一战,更是彰显了李密在军事才能上的卓越,远胜于翟让。
因这两大成就,翟让无法再对李密视而不见。于是,李密在翟让的势力之外,独立创建了“蒲山公营”,从此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独立军队。
第三点,李密建言东征洛阳,旨在夺取粮仓。若此策得逞,将可招募士兵,购置马匹,从而增强军事实力。此举不仅可消除隋朝的严苛政令,更能显著提升其在政治领域的分量。
这一改变乾坤的伟业,早已超出了翟让所能触及的范畴。于是,翟让坦言:“我无力承担如此重大的职责,若您能胜任,那就请放手去做,我自当遵从您的指令。”——“此等英雄之谋,非我所能胜任,唯君之命是从,必将竭尽所能以事。”
不久之后,李密精心策划,制定了周密的战略战术,凭借七千精锐之师,成功攻下了兴洛仓,随后开仓放粮,广招兵勇。紧接着,他又在稍后的战斗中,大败虎贲郎将刘长恭所率领的两万五千名官军,使得瓦岗义军自此在河洛地区声威大震,雄踞一方。
翟让深知,瓦岗义军之所以能发展到如今的地步,全赖李密的卓越贡献。这位既擅长文才又精通武艺的贵族后裔,显然非他所能轻易驾驭。
在公元617年二月,翟让谦逊退位,将帅位拱手相让,推举李密担任瓦岗义军的最高统帅,尊称其为“魏公”。
李密仅用短短一年时光,便从流亡江湖的落魄境地跃升至河洛之地的尊贵地位。
火箭般迅猛的崛起固然令人自豪,然而其速度之快,亦暴露了根基尚显薄弱的现实。对于李密这类被直接任命的干部而言,基础薄弱却身居高位,这非但非荣耀之征,更似是催命之符。
若欲扭转命运,跻身魏公之位,李密亟需构建一套健全的政治团队。
然而,李密在构建政治团队的过程中,面临两大难以逾越的障碍——
李密并非关陇贵族的核心分子,因而不能全面代表该集团的整体利益,亦无权动员掌握地方势力和隋朝官军大权的关陇贵族集体叛变。
李密并非义军的初创首领,亦无起义时的核心势力作为依托。纵使有部分义军选择归附于他,他也难以对这些义军进行有效的分割与整合,只能与这些归附的义军维系一种较为松散的联盟纽带。
贵族非贵族,义军非义军,李密之身份,实乃进退维谷,颇为尴尬。
李密若欲搭建其政治核心团队,唯有一条明路可循。竭力吸纳若干边缘贵族加入,同时笼络几位小型义军首领,逐步构建起一个以自身为中心的军政联盟。
洞察了这层道理,方能透彻理解李密在人事布局上的深意。
继李密成为魏公之后,他尊翟让为上柱国、司徒,封为东郡公;单雄信被封为左武侯大将军,徐世勣晋升为右武侯大将军;房彦藻则担任元帅左长史,邴元真出任右长史,祖君彦被任命为记室。值得注意的是,房彦藻出自清河房氏,曾参与杨玄感的叛乱;而祖君彦出自范阳祖氏,其父曾在北齐担任尚书左仆射的职务。
除他外,均为翟让旧部。
巩县县长柴孝和与监察御史郑颋投靠李密麾下,李密随即委以重任,任命柴孝和为护军,郑颋为右长史。他们与瓦岗旧部并肩作战,共同捍卫李密的势力。
英勇的虎贲郎将裴仁基,在虎牢关之地归顺了李密麾下,李密随即破格提拔他为上柱国,封赐河东公之爵。其子裴行俨亦获封上柱国,并荣膺绛郡公的称号。父子二人,与翟让并肩而立,地位显赫,权势相当。
此为李密招募边缘贵族之一。
“此八千人,足以抵敌百万之众。”
凭借这两大优势,李密成功汇聚了一众英雄豪杰,暂时稳固了魏公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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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密所选择的路径,虽非绝无可能,却无疑充满重重挑战。
他若欲构建一个稳固的政治团队,则须经历漫长的过程,将背景各异的人才融合汇聚。为了熬过这漫长的时光,至关重要的一个条件便是军事上的持续胜利,彻底击败所有敌手,以此增强追随者的信念。
然而,李密因地理环境的限制,不幸在军事领域遭遇挫折。
李密曾向杨玄感献上上、中、下三策,其中下策便是图谋洛阳,于河南展开持久战。如今,李密依托瓦岗义军的势力崭露头角,亦步杨玄感之后尘,在河南与隋朝官军展开了连番激战。
李密深知其中的危险。
柴孝和亦向李密进言,力主其亲自领军,锐意攻占关陇之地。他倡导效法苻坚、宇文泰、杨坚等前贤,于关陇地区构建一座稳固的根据地——
“秦地依山傍水,地势险要,西楚虽背靠此地却终致覆亡,而汉高祖刘邦则定都于此,成就霸业。若依愚人之见,宜命仁基镇守回洛,翟让驻防洛口,明公亲自挑选精锐之师,西进奇袭长安,届时百姓自当夹道欢迎,定能一战而定,无需再战。一旦攻克京邑,国基稳固,兵力雄厚,便可继续长驱直入,横扫崤山与函谷关,传令征伐,天下必将平定。”
然而,李密拒绝了柴孝和的劝离,坚决留驻河南,其理由与杨玄感的情形几无二致——
“你所谋之事,我亦深思熟虑,实乃最佳选择。然而,昏庸之主仍居高位,敌军兵力雄厚,我所领之众多为山东人士,既然尚未攻下洛阳,他们又怎会愿意随我西进?”
李密深知弃守河南、进占关陇之举实为正途,然而,鉴于其麾下多为关东将领,在未成功攻克洛阳、确立与关陇、关东的紧密联系之前,他们断然不会轻率地西进征伐。
提出作为谋士的建议固然轻而易举,然而当李密亲自担纲一方的统帅之位,方始领略到杨玄感所面临的艰辛。
于是,李密便滞留于河南之地,持续与隋朝的官军交战,在此过程中,他的实力逐渐被消磨。
李密迟迟未能颠覆隋朝,夺取足以压倒一切的声望与功绩,这进一步加剧了瓦岗义军内部的“新旧之争”。
为什么?
翟让的旧部们视你李密为孤身投诚者,是我们接纳了你的到来。若非我们,你怎能有今日之成就?如今你身为魏公,却企图将我们一脚踢开,这岂是行事之道?
王儒信,翟让的昔日部下,提议翟让担任大冢宰一职,以掌管义军各项事务,并削弱李密的势力。翟让的兄长翟宽也表示:“皇帝之事只能由自己决定,怎能与他人分享?若你无力承担,那我便接替你。”
王儒信与翟宽,实则作为瓦岗旧部的代表,迫使翟让作出明确表态,准备与李密正面交锋。
在李密眼中,若非我有过人的智慧,你们恐怕早已灭亡,怎会拥有今日的荣光?若不紧密地聚集在我身边,却与翟让暗中往来,你们又怎能如此行事?
随即,在公元617年11月,李密对翟让实施了诛杀。
即便李密以残酷的手段平息了瓦岗义军内部的旧怨新仇,然而在众人眼中,你李密连昔日的恩人都不肯宽恕,又怎会接纳天下豪杰?因此,“李密的部下开始对他产生怀疑。”
在内外夹击的严峻形势下,李密在河南连遭败绩,终因翟让的旧部邴元真背叛,投降于王世充之手,致使李密战败,失去了角逐天下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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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密遭受战败之际,唐国公李渊已凭借其家族的雄厚实力攻克了长安,赢得了关陇贵族的广泛支持,进而顺利登基,建立了伟大的唐朝。
处于绝境的李密,遂前往长安寻求李渊庇护,并获封邢国公之位。
李密被尊称为魏公,这一称号透露出他对自身作为李弼家族旁支的身份始终难以释怀。他内心深处渴望成就一番伟业,以此跃升为李弼家族的正系成员,进而继承“魏国公”的政治荣耀。
李渊将李密加封为邢国公,此举反映出关陇贵族的精英阶层仅认可其为李弼家族的远亲旁系。
李密奋斗半生,却始终未能打破关陇贵族间那根根盘根错节的鄙视链。
实则追溯其根本,李密的悲剧根源,无不源于此。
他之所以成为杨玄感的智囊,实因他在关陇贵族的核心阶层中未能得到接纳,于是选择与关陇新兴权贵家族携手共进,寻求庇护。
他投身瓦岗义军,担任空降干部,此乃因缺乏家族背景的助力,不得不向隋朝体制之外寻求力量以自保。
他之所以无法离开河南以图关陇之地,乃是因为关陇地区的贵族阶层并未对他给予支持,他只得与河南的义军为伍。
河南恶劣的地理环境更是将李密作为“空降干部”的短板无限放大,迫使他无奈地踏上了一条无法回头的道路。
雄图霸业终成空。
怀揣绝世才华,却遭遇如此凄惨的结局,不禁令人扼腕叹息,深感悲哀。
若李密具备韩信、李世民般的军事才干,于河南开创一番局面,继而进军关陇击溃李唐,构建起自己的李魏政权,那么他对于曾经冷眼相待的关陇豪族又将采取何种策略呢?
关陇地区的贵族阶层,其核心成员恐怕将不可避免地面临清算的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