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兄弟的秘密革命路
1929年柯麟加入地下党后,心里头就一个怕——怕家里人知道,尤其是他那机灵的弟弟柯正平。
谁能想到,多年后柯麟才搞明白,原来跟自己一起生活了五年的亲弟弟,代号居然是“10”。
各自走上革命道
1920年,柯麟从广东海丰的家里出发,背着行李就往广州跑。
他说要去学医,其实更多是想找个能让自己浑身是劲的目标。到了广州,他进了公医大学,接触到不少新想法,慢慢从一个普通学生变成了搞革命的人。
1924年,柯麟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那时候他就觉得,自己得为国家干点实事。
两年后,他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广州的大街小巷里,到处都是北伐军的呐喊声,柯麟既是军医,更是革命同志——手里拿着听诊器,心里揣着的是信仰。
而这时候的柯正平呢,还在老家待着,天天扎在田埂里忙活,偶尔会抬头看看家门口那条走熟了的小路。
家里人都跟柯正平说,哥哥是去学医了。柯正平也不知道哥哥到底在忙啥,就听人说他不怎么回家,心里头总有点惦记。
1927年,16岁的柯正平也到了做选择的时候,他选了扛枪,加入了中国工农革命军。
比起哥哥,柯正平更早学会了怎么在打仗的时候保住命。面对敌人的枪口,他也怕过,但更多的是一股子坚定劲儿。
1929年,柯正平去了香港,开了家叫“柯记”的烟丝店。店面不大,一进门就是烟丝的香味,可这香味底下,藏着他的真实身份。
这烟丝店就是个掩护,他要靠这家小店,给地下党工作搭把手、提供方便。
跑遍各地的地下工作
从1928年到1935年,柯麟跑了不少地方,脚印差不多遍布大江南北。每到一个地方,他都靠当医生来打掩护。
那个旧药箱对他来说特别重要,不只是看病的工具,更是伪装的“道具”。
他装成普通医生的样子,给病人把脉、开药方,脸上总挂着淡淡的笑。
只有等天黑下来,他的真实身份才会悄悄“上线”。
搞革命工作得能忍、还得机灵,柯麟这个广东小伙子,总能在危险里找到活路。
他在东北的时候,还遇到过一次大麻烦。
当时组织派他去东北做革命活动,可东北跟南方完全不一样——天又冷,说话口音也陌生,还有人在暗地里盯着他,这些都让他觉得压力特别大。
柯麟想办法融入当地,努力学东北话,可他那广东口音总藏不住。
一开口,就有人多瞅他几眼,柯麟心里清楚,这样下去不安全。
组织知道情况后,建议他回南方工作。柯麟没多问,收拾好东西就往南走,回到南方,熟悉的天气、熟悉的口音,才让他稍微踏实点。
可危险没彻底离他远去,后来他在广州开了家小诊所,接着靠当医生掩护自己。
每天来诊所的人不少,有真看病的,也有不怀好意的——那些人总在诊所里东瞅西看,跟在找什么线索似的。
1930年,柯麟到了香港。
香港是个热闹地方,洋人、做生意的、打工的,啥人都有。
这种复杂的环境,倒给了柯麟更多掩护的机会。他在香港开了家药房,叫南华药房。
药房生意不错,每天都忙着抓药、看病。
药房后面还有个小房间,那是他的秘密联络点。好多回,等夜深人静了,就有神秘人从药房后门进来,悄悄递点消息,又赶紧消失在黑夜里。
而在香港的另一头,柯正平也没闲着。
他的烟丝店看着平平淡淡,可店铺后面也藏着不少没人知道的秘密。
柯正平加入了东江纵队,成了地下工作者。
他要给东江纵队搞后勤、筹物资、传情报,每一次都得小心翼翼,生怕被人怀疑。
他压根不知道,自己的哥哥也在同一个城市里,跟他一样为革命忙活。
兄弟俩后来联系上了,也知道彼此表面上的工作,可谁都没说自己背后到底在干啥。
1935年,柯麟接到新任务,要去澳门。
到了澳门,他又开了家小诊所,一边给穷苦老百姓看病,一边给地下党打掩护。这小诊所条件一般,只能看些头疼脑热的小病,可柯麟不满足于此。
他想多做点事、帮更多人,于是把目光放到了澳门的平民医院——镜湖医院。
镜湖医院在澳门地位不一般,那儿有更多医疗资源,也有更多能利用的空间。
柯麟凭着努力,赢得了医院里一些人的信任,慢慢参与到医院的管理工作中。
1946年,镜湖医院开始实行院长制,柯麟当选为院长。这可是个大突破!在他的带领下,镜湖医院不只是治病救人的地方,更成了掩护地下党工作的据点。
好多受伤的同志在这儿得到治疗,不少重要情报也从这儿传出去。
柯麟在镜湖医院的日子不好过,表面上是院长,背地里的压力到处都是。有人怀疑他的身份,甚至有人直接警告他,让他小心点。
澳门有个有名的商人叫何贤,曾经有人提醒他:“柯麟可能是共产党,你别跟他走太近。”
可何贤没听这些话,还是选择相信柯麟,继续支持他在医院的工作。像何贤、林炳炎、马万祺这些澳门的知名人士,都成了柯麟的坚强后盾。
澳门岁月里的各自贡献
柯麟在镜湖医院的工作慢慢步入正轨,他借着院长的身份,掩护了不少地下党的行动。
镜湖医院在他手里,变成了秘密基地——救伤员、藏同志、传情报,这些事都在悄悄进行着。
有一回,东江纵队的一个伤员被秘密送到了镜湖医院。
那同志伤得很重,情况特别危急,柯麟没半点犹豫,马上安排手术,给他清理伤口、全力救治。
而在镜湖医院外头,柯正平也在忙着自己的事。
柯正平通过南光公司,给抗日战争筹了大量物资,支持东江纵队打仗。
他在澳门和香港之间来回跑,跟各地的地下党联络、传情报。
经常骑着一辆旧自行车,在城市的街上穿梭,背包里装的都是金贵的情报。
柯正平有时候会站在南光公司的仓库里,望着远处的海面。
海的另一头就是他最爱的家乡,每次想到自己做的这些事,都是为了让国家不再被欺负,他心里就充满了劲。
柯麟的镜湖医院,柯正平的南光公司,成了两条隐秘的战线。
一个在医疗系统里默默出力,一个在商业领域提供支持,他们的工作互相配合,却从来没公开联系过。
俩人各干各的,彼此都没捅破那层身份的窗户纸,可心里的信念却一模一样。
1949年,也就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四年,柯麟和柯正平迎来了人生里的重要时刻。
身份揭晓,新中国里续贡献
1949年10月10日,澳门的平安戏院里特别热闹,到处飘着红旗。
柯麟和马万祺在这儿主持了一场庆祝大会。
就在这场大会上,柯麟终于公开了自己的身份,说要支持中国共产党。
而柯正平也在现场,跟其他人一样挥着红旗。
这时候俩人才明白:原来跟自己在同一个城市生活的亲兄弟,竟然也是多年的革命同志!柯麟没想到,柯正平就是地下党,代号“10”;柯正平也没想到,自己一直崇拜的革命人士,竟然就是亲哥哥。
藏在彼此心里的秘密,终于在这一天揭开了。
等一切平静下来,柯麟回到了内地,当上了广州中山医学院的院长。
他还接着干医学这行,把一辈子都献给了国家的医学教育。在他看来,治病救人和教出好后辈,都是建设国家的重要事儿。
而柯正平则留在了澳门,继续做商业和爱国工作,靠着南光公司给祖国的建设提供支持。
2005年,柯正平在澳门去世,享年94岁。
他这一辈子,亲眼看着国家一步步变繁荣、变强大。在他的带领下,南光公司成了连接澳门和大陆的重要桥梁,也成了中国发展的一份子。
整整二十多年里,兄弟俩都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却不约而同地站在了同一条革命战线上。
这样奇妙的命运交织,终于在胜利的那一刻,有了圆满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