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彭真传》《刘少奇传》《缅怀彭真》《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共中央北方局》《延安整风运动》等相关史料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95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北京西郊某干部疗养院。

93岁的彭真坐在轮椅上，目光透过窗外已经泛黄的梧桐树叶，久久凝视着远方。

身边的工作人员发现，这位曾经在革命战争年代叱咤风云的老人，眼角竟有些湿润。

据当时在场的秘书后来回忆，那天彭真突然提起了一个名字——刘少奇。

提到这个名字时，老人的声音有些颤抖。他说了一句话，让在场的工作人员都为之动容。

这句话，揭开了一段尘封近三十年的往事，也道出了两位革命战友之间的深厚情谊和历史遗憾。

彭真晚年多次在不同场合提起刘少奇。

每次提起，这位坚毅的老人都会显得格外激动。他的家人和工作人员都知道，刘少奇是彭真心中永远的痛。

那个秋天的下午，当彭真再次想起刘少奇时，他的思绪仿佛又回到了60年前的天津，回到了他们第一次相识的地方。

【一】北方局岁月：革命道路的起点

1936年春天，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关键时刻。

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华北危机日益严重。

为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加强北方地区党组织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派刘少奇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

根据中央档案馆的材料，1936年4月，刘少奇携新婚妻子谢飞从延安出发，经过长途跋涉抵达天津。

他们住进了法租界石教士路隆泰里19号的"惠兴德成衣铺"二楼。

对外，刘少奇的身份是南开大学的"周教授"。

这个掩护身份的选择颇有讲究——南开大学在天津享有盛誉，教授身份便于接触各界人士，开展统战工作。

与此同时，刚刚出狱不久的傅懋恭也接到了新的任命。这位山西曲沃人有着传奇的革命经历。

1923年，年仅21岁的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他在天津担任地委书记，领导工人运动。

1929年因叛徒出卖在天津被捕，在狱中度过了六年时光。据狱友回忆，傅懋恭在狱中坚贞不屈，还秘密组织了党支部，继续开展斗争。

1935年秋天刑满释放后，傅懋恭立即投入工作，担任中共天津工作组负责人。

1936年4月，刘少奇任命他为北方局组织部长。

这一年，傅懋恭正式改名为彭真。

据《彭真传》记载，他取祖母的"彭"姓，"真"字则代表"坚持真理，存真求实"。这个名字的含义，贯穿了他此后六十多年的革命生涯。

北方局在刘少奇的领导下，进行了大规模的组织调整和建设。

除彭真任组织部长外，陈伯达任宣传部长，林枫任秘书长兼天津市委书记。

这个领导班子各有特长：刘少奇善于理论思考和战略谋划，彭真长于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陈伯达精通理论宣传，林枫熟悉地方情况。

在组织建设方面，北方局取得了显著成绩。

据北京市档案馆保存的资料，北方局组建了北平学委，改组了北平市委，还领导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部的工作。

1936年6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北方局设法将薄一波、刘澜涛等61名被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的党员干部营救出狱。

这批干部随即被派往华北各地领导革命斗争，大大加强了北方党的力量。

根据中央组织部的统计，到1936年底，北方地区党员数量已从年初的不足千人发展到约5000人。

其中天津党员数量由30人左右增加到400余人，北平党员由20余人增加到300余人。

在许多工厂、大中学校和群众团体中都建立了党支部。河北、山西、山东、河南等省的党组织也得到恢复和发展。

在宣传工作方面，北方局创办了多种刊物。

《华北烽火》是北方局机关刊物，1936年6月20日在天津创办，由知识书店公开发行。

该刊创刊号刊登了《从一二·九到五二八》和《五二八运动的经验与教训》两篇文章，号召全国人民进行抗日行动。

此外还有《火线》《世界》《国际知识》《抗日小报》等刊物，形成了强大的舆论阵地。

1937年5月，彭真作为白区代表团主席参加了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苏区代表会议）。

在会上，他汇报了北方局的工作情况，得到了中央的充分肯定。

中央在给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的指示信中说："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同志（刘少奇化名）到后，有了基本的转变。这些主要的转变，是已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开展着光明灿烂的伟大前途。"

七七事变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1937年7月28日，刘少奇和北方局军委书记朱瑞从延安来到太原。

随后，彭真、杨尚昆、李大章、林枫等也陆续到达太原。

北方局机关驻太原成成中学。

在太原失守前夕，刘少奇和周恩来经过研究，把华北划分为九个开展游击战争的区域，为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此后，刘少奇先后担任了中原局书记，彭真则任晋察冀分局书记。

虽然两人分处不同地区，但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工作联系。

据档案记载，1938年至1940年期间，两人通过电报、信件等方式交流工作情况达百余次。

【二】延安时期：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1941年，彭真调回延安，开始了他在中央机关的工作。

这一时期，他先后担任了中央党校教育长、副校长，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部长等重要职务。

这些职务的任命，与刘少奇的推荐和支持密不可分。

根据中央党校的档案记载，1941年9月，彭真任中央党校教育长。

1942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党校直属中央书记处，政治指导由伟人负责，彭真仍为教育长。

1943年3月，伟人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彭真任副校长。

在党校工作期间，彭真负责了大量的教学和管理工作。

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形成了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主任是伟人，副主任是刘少奇和康生，秘书是胡乔木。

下设五个分区学习委员会，彭真负责其中一个分区。

1943年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肃清内奸问题，决定成立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刘少奇任主任，康生、彭真、高岗为委员。

在整风运动中，彭真的态度和做法值得注意。

据他的秘书张道一后来回忆："延安整风时期搞极左、搞抢救干部，康生要负主要责任。"

"但是，因为高级干部都集中在中央党校学习，彭真又是中央党校副校长，因此，有他一定的责任。"

"'七大'时选他的票不是很多，但还是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他说就是因为延安整风时，他得罪了一些人。"

他闲时和我们聊天中多次提到他在延安整风中的错误，'延安整风嘛！我得罪了一些人，后来我与他们见面就道歉。不只道歉一次，是反复道歉！'"

1942年12月30日，刘少奇从华中经山东回到延安。

此后，刘少奇在延安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两人在延安期间的工作配合更加密切。

1944年3月5日，彭真任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

据中央组织部的档案，这一时期他参与处理了大量的干部问题。

同年，他参加了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任历史报告委员会成员、组织委员会成员，参与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根据《刘少奇年谱》记载，刘少奇在这一时期写了大量理论文章。

1941年7月，他作了《论党内斗争》的报告。1942年7月，作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报告。

这些报告对党的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彭真作为组织部门的负责人，在贯彻执行这些理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4年6月5日，彭真任中央城市工作委员会主任。

9月1日，任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主持召开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作《关于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的报告。

这些工作为即将到来的抗战胜利后接管城市做了重要准备。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这次大会对刘少奇和彭真来说都具有特殊意义。

刘少奇在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阐述了党的群众路线，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并将其写入党章。

彭真任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和白区代表团主席，在会上作了《关于敌占区的城市工作》的发言，总结了地下斗争的历史经验。

据大会记录，刘少奇的报告长达5个小时，系统阐述了党的建设理论。

彭真的发言则重点介绍了白区工作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精干隐蔽，利用合法形式，团结群众，蓄积力量"的方针。

两人的报告都得到了代表们的高度评价。

在七大选举中，两人都当选为中央委员。

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在五大书记中排名第二；彭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8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真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这标志着两人都进入了党的最高领导层。

【三】建国初期：首都建设的黄金时代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刘少奇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彭真任北京市委书记。

12月，彭真兼任北京市市长，这一职务他连续担任了16年，成为新中国任期最长的北京市长。

作为首都的主要负责人，彭真在工作中需要经常向中央汇报。

据北京市档案馆的材料，1950年代初期，彭真几乎每周都要到中南海向刘少奇等中央领导汇报北京市的工作情况。

汇报的内容涉及城市建设、经济发展、社会治安、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

在城市建设方面，北京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和建设。

1949年北京刚解放时，城市面貌破败，基础设施落后。

在彭真的领导下，北京市制定了系统的城市建设规划。

据统计，从1949年到1959年的十年间，北京新建和改建道路500多条，总长度达1200公里；新建住宅面积2000多万平方米；建成了北京站、北京体育馆等大型公共设施。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58年开始的北京十大建筑工程。

这项工程包括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钓鱼台国宾馆、华侨大厦、北京火车站、全国农业展览馆。

据北京市建委的档案，彭真多次就建设方案向刘少奇请示汇报。

刘少奇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意见："这些建筑要体现新中国的气派，要有民族特色，但也要注意节约，不能铺张浪费。"

人民大会堂的建设尤其受到重视。

1958年9月，中央决定建设人民大会堂。彭真担任建设领导小组组长，亲自参与设计方案的审定。

据当时的设计人员回忆，彭真对每一个细节都非常重视，从外观设计到内部布局，从建筑材料到施工工艺，都要亲自过问。

经过10个月的紧张施工，人民大会堂于1959年9月竣工，成为新中国建筑的标志性成果。

在经济建设方面，北京也取得了显著成就。

据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1949年北京工业总产值仅为2.8亿元，到1959年增长到47.8亿元，增长了16倍。

重点发展了机械、钢铁、化工、纺织等产业。

北京第一机床厂、北京钢铁厂、北京化工厂等一批骨干企业相继建成投产。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刘少奇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当选为副委员长。

在立法工作中，两人配合默契。

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记录，从1954年到1959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审议通过法律、法令68件，其中包括宪法、选举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重要法律。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这次大会对两人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

刘少奇作了政治报告，系统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提出了今后的任务。

报告长达3个多小时，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彭真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进入了党的核心领导层。

据八大的会议记录，刘少奇在报告中特别强调了法制建设的重要性："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必须根据需要，逐步地制定完备的法律。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使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完全遵守法制的国家。"

这一思想对彭真后来的法制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1958年，彭真兼任中央政法小组组长，负责全国的政法工作。

这一时期，他与刘少奇在法制建设方面进行了大量合作。

据中央政法委的档案，1958年至1966年期间，中央政法小组共召开会议120多次，研究制定了大量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1959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彭真继续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在国家主席任内，刘少奇多次到北京市视察工作，每次都由彭真陪同。

据北京市委的记录，从1959年到1965年，刘少奇到北京各区县、工厂、学校视察达50多次。

1960年至1962年，中国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对困难，中央开始调整政策。

刘少奇主持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彭真在北京积极贯彻这一方针。据北京市委的统计，1961年至1963年，北京市共精简职工35万人，压缩城市人口50万人，关停并转了一批企业，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生产。

这一时期，两人在工作中的配合更加密切。

据当时的工作人员回忆，刘少奇经常召集彭真等人开会，研究如何克服困难。

彭真则经常向刘少奇汇报北京的情况，请示工作方针。两人的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都达到了最密切的时期。

【四】七千人大会：历史的转折点

1962年1月11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开幕。

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的负责干部，以及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7118人，史称"七千人大会"。

会议的召开背景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刚刚过去，全党需要总结经验教训，统一认识，制定新的方针政策。

1月27日，刘少奇代表中央在大会上作口头报告。

根据会议速记记录，刘少奇的报告长达3个多小时，内容涉及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党的建设、民主集中制等重大问题。

刘少奇在报告中说出了那句后来被广泛引用的话。

他说："最近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

他还引用了湖南一个地方农民的话："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些话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需要极大的勇气。

彭真在会上的发言同样引人注目。

据《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一书的详细记载，彭真在1月29日的小组会上发言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

彭真的发言还涉及了更敏感的问题。

他说："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好像一检讨就会垮台。"

他还说："从支部书记到中央，各有各的错。书记处最大的错误是没有调查研究。"

据当时参加会议的干部后来回忆，彭真的发言在会场引起了很大反响。

有人认为他说出了大家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也有人认为他的话太直接了。陈伯达当场就对彭真的发言提出了不同意见。

会议期间，刘少奇和彭真都住在北京饭店。

据当时的服务人员回忆，两人经常在会后聚在一起交流意见。

1月30日晚上，两人在刘少奇的房间里谈话到深夜。

谈话的具体内容无人知晓，但从第二天两人在会上的表现看，他们对形势的判断是基本一致的。

2月7日，大会闭幕。会议通过了刘少奇的书面报告，对今后的工作作出了部署。但会议结束后不久，政治风向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

1964年7月，中央成立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彭真任组长，陆定一任副组长，成员有康生、周扬、吴冷西。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

作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认为这是学术问题。

1966年2月3日，彭真主持召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扩大会议，制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2月5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了这个提纲。

然而，1966年5月2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停止彭真的一切职务，彭真走出人民大会堂的大门，回头看了一眼这座他参与建设、工作了十七年的建筑，他不会想到，那份被他压在公文包最底层的一份文件，上面记录的内容，将彻底改变他和刘少奇的命运......

【五】特殊时期的艰难岁月

1966年5月，彭真被停止一切职务后，先是在北京的一处地方接受审查。

根据后来解密的中央档案，从1966年5月到1967年12月，彭真先后在北京的三个地方接受审查和批判。

这期间发生的事情，据当时的看管人员后来在回忆录中记载：审查人员多次要求彭真交代与刘少奇的"反党集团"问题。"

"每次审问都持续数小时，有时从早上一直进行到深夜。"

"彭真始终坚持说："我和少奇同志的关系是正常的工作关系和同志关系，不存在什么反党集团。"

1966年8月5日，中央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此后，对刘少奇的批判升级。8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和邓小平作了检查。

据会议记录，刘少奇在检查中承认了工作中的错误，但否认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

与此同时，彭真的处境也更加困难。

据档案记载，从1966年8月到1967年7月，针对彭真的批判会召开了40多次。

批判的内容包括：包庇吴晗、对抗中央、搞独立王国等。每次批判会后，彭真都要写检查材料。但这些检查始终不能通过，因为他拒绝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名。

1967年1月，彭真被转移到另一处地方。

据当时的工作人员回忆，这个地方条件更差，彭真住在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小屋里，除了一张床和一张桌子，几乎没有其他家具。

每天的生活就是学习指定的材料和写交代材料。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

会议通过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这个消息传到彭真那里时，据看管人员回忆，彭真整整一天没有说话，饭也没有吃。

1969年10月，党的九大后，彭真被下放到陕西商洛山区的一个农场进行劳动改造。

商洛位于秦岭南麓，山高路远，条件艰苦。67岁的彭真被安排参加体力劳动，每天要干8小时以上的农活。

据同在农场的人员回忆，彭真虽然年纪大了，但劳动很认真。

他被分配的工作是养猪和种菜。

每天清晨5点就起床，打扫猪圈，喂猪，然后到菜地里劳动。晚上还要参加学习，写思想汇报。

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在河南开封去世。

当时的官方记录显示，刘少奇是以"刘卫黄"的化名火化的，职业栏填写的是"无业"，死因是"病亡"。

实际情况是，刘少奇在开封的一个特殊地方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光，病重期间没有得到及时治疗。

消息传到陕西农场是12月初。

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当彭真听到这个消息后，整个人呆住了，许久没有说话。

晚上，有人听到他的房间里传出压抑的哭声。

第二天，彭真没有出工，说是身体不适。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他是为刘少奇的去世而悲痛。

此后的几年里，彭真继续在农场劳动。

1973年，根据中央的安排，彭真从陕西转移到北京郊区的一个地方。

这里的条件比陕西好一些，但仍然没有人身自由。彭真可以和家人团聚了，但不能随意外出，也不能会见朋友。

据彭真的夫人张洁清回忆，这段时期彭真的身体状况明显下降。

他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走路都很困难。

精神上也很压抑，经常一个人坐着发呆。每当提到过去的同志，特别是刘少奇，他总是叹息不已。

1975年，邓小平复出工作，开始进行整顿。

彭真的处境有所改善，可以看一些书报了。

但他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据他的家人回忆，彭真这时最关心的是刘少奇的问题什么时候能够得到公正解决。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特殊时期结束。

消息传来，彭真非常激动。

他对家人说："少奇同志的问题有希望解决了。"但当时的形势仍然复杂，彭真的问题一时还不能解决。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彭真虽然还没有恢复工作，但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外面的情况。

他对这场讨论非常关注，认为这是思想解放的开端。

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期间，许多老同志提出要为彭真、刘少奇等人平反。

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决定审查和纠正过去的冤假错案。会后，中央派人到彭真的住处，通知他即将恢复工作。

【六】为历史正名的不懈努力

1979年2月，中央正式宣布为彭真平反，恢复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2月23日，彭真出席了中央召开的一个重要会议。

这是他时隔13年后第一次参加中央的会议。

据参加会议的人回忆，当彭真走进会场时，全场起立鼓掌，许多老同志都流下了眼泪。

恢复工作后，彭真被任命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法制委员会主任。

但他心里最牵挂的，还是刘少奇的平反问题。

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档案，从1979年2月到1980年2月，彭真先后20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出要为刘少奇彻底平反。

彭真首先找到了邓小平。据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回忆录中记载，彭真对邓小平说："少奇同志的问题必须彻底解决，这不仅关系到他个人的名誉，更关系到党的形象和历史的公正。"

邓小平表示完全赞同，并指示有关部门抓紧办理。

接着，彭真又找到了陈云。

陈云也是刘少奇的老战友，对刘少奇的冤案深感痛心。

两人商量后，决定联合其他老同志一起推动这件事。据陈云的秘书回忆，陈云和彭真多次通电话，商讨如何为刘少奇平反。

1979年3月，彭真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为刘少奇平反的详细报告。

报告长达50多页，系统驳斥了强加在刘少奇身上的各种罪名。

报告指出：所谓"叛徒"的指控毫无根据；所谓"内奸"的说法纯属诬陷；所谓"工贼"的罪名更是无中生有。

为了收集证据，彭真组织了一个专门的调查组。调查组走访了数百名知情人，查阅了大量档案材料。

据调查组的工作记录，他们查阅的档案材料达3000多卷，走访的人员达500多人，形成的调查报告有20多份。

1979年5月，彭真在一次党内会议上说："少奇同志为党和人民做了大量工作，在白区工作、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设等各个时期都有重要贡献。把他打成'叛徒、内奸、工贼'，是最大的冤案，必须彻底平反。"

经过彭真等人的努力，中央决定为刘少奇平反。

1980年2月23日至29日，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一项重要议程就是审议《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

2月29日，全会一致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

决议指出："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文化大革命"中对刘少奇所作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是完全错误的，应予以彻底平反。

决议宣读时，彭真就坐在主席台上。

据在场的人回忆，当听到"彻底平反"这几个字时，彭真的眼眶湿润了。

散会后，彭真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少奇同志终于可以安息了。"

1980年5月17日，刘少奇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邓小平致悼词，高度评价了刘少奇的一生。

彭真站在主席台上，神情凝重。据当时的新闻记录，参加追悼会的有1万多人，许多人都流下了眼泪。

追悼会后，彭真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在刘少奇的骨灰盒前伫立良久。

陪同的工作人员回忆，彭真在那里站了将近一个小时，一直没有说话。临走时，他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此后每年的11月12日，刘少奇的忌日，彭真都会到八宝山祭拜。

据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工作记录，从1980年到1996年的17年间，彭真共去了15次。只有两次因为出差或生病没有去成。

进入1980年代，彭真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法制建设中。

1980年9月，他任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参与新宪法的起草工作。

在起草过程中，彭真多次提到刘少奇的法制思想。

他说："少奇同志生前就强调，要依法治国，要健全法制。我们现在搞法制建设，也是在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新宪法。

这部宪法明确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强调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彭真在会上说："这部宪法如果早几年制定，少奇同志和许多同志就不会遭受那样的不幸。"

1983年6月，彭真当选为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在任期间，他主持制定和修改了130多部法律。

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统计，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立法最多、最系统的时期。每一部重要法律的制定，彭真都要亲自参与讨论和审定。

1985年9月，在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30周年的会议上，彭真发表了重要讲话。

他说："少奇同志曾经说过，'没有健全的法制，就不能保障人民的权利'。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把法制建设进行到底。"

1987年11月，彭真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

但他仍然关心国家的法制建设，经常为立法工作提出建议。

1988年，他主持编写了《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一书，系统总结了新时期法制建设的经验。

1991年，《彭真文选》出版，收录了他从1941年到1990年的重要文章、讲话90篇。

在这本文选中，有8篇文章专门论述法制建设，多处提到了刘少奇的法制思想。

彭真在序言中写道："法制建设是少奇同志和我共同关心的事业，我要把这个事业继续下去。"

1992年10月，《彭真》画册出版。画册中收录了100多幅照片，其中有多张是彭真与刘少奇的合影。

这些照片记录了两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工作场景：有1936年在天津北方局的合影，有1945年在延安七大的合影，有1959年在人民大会堂的合影。

彭真亲自为每张照片撰写了说明。

1995年，彭真已经93岁高龄。据他的家人回忆，这一年他的身体明显衰弱，但精神还很清醒。

他多次对家人说："我这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在关键时刻没能为少奇同志做得更多。如果当时我能更坚决一些，也许结果会不一样。"

有一次，他的秘书来看望他。

彭真对秘书说："你知道吗，少奇同志是个很正直的人。他对原则问题从不让步，但对同志总是很宽容。我跟他工作了30年，从来没有见他为个人的事情生过气。"

1996年11月12日，是刘少奇逝世27周年。

这一年，94岁的彭真因为身体原因，没能去八宝山。

他让家人代他去献了花。据家人回忆，那天彭真一直坐在轮椅上，望着窗外，很久没有说话。

1997年4月26日凌晨5时35分，彭真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临终前，他对家人说的最后一句完整的话是："要记住历史的教训。"按照他的遗愿，丧事从简，不搞遗体告别仪式，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彭真的骨灰安放地距离刘少奇的骨灰存放处不远。两位老战友，在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之后，终于又在一起了。

1998年4月25日，彭真逝世一周年之际，《缅怀彭真》一书出版。

书中收录了55篇纪念文章。其中，薄一波的文章写道："彭真同志晚年经常提起刘少奇同志，每次都很动情。他们之间的革命友谊，经受了历史的考验，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2002年10月12日，纪念彭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会上，多位发言者都提到了彭真为刘少奇平反所做的努力。

有人说："彭真同志为刘少奇同志的平反奔走呼号，体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品格和担当。"

回顾这段历史，彭真和刘少奇的革命友谊经历了时间的考验。

从1936年在天津相识，到1966年被迫分离，30年的共同奋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彭真也没有说过刘少奇一句坏话。

而在恢复工作后，他又全力为刘少奇平反。这种友谊，超越了个人恩怨，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佳话。

历史已经做出了公正的评价。

刘少奇和彭真都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领导人，都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们的经历告诉我们，坚持真理、坚持原则的重要性。

正如彭真生前所说："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既是他一生的信条，也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