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回忆外蒙割让经过

该条约极其薄弱。更有甚者，你曾有过失言，声称中国无力侵犯俄国，这一观点在如今依然成立。但若中国得以实现国家统一，其发展势头必将超越世界任何一国。

这无疑是斯大林由衷的呐喊，他之所以发动侵略，实则源于对我国日益崛起的深深忧虑。为此，他无所不用其极，采取极端措施，不遗余力地对我们施加压迫、挑起分裂和进行离间。

本文记录了蒋经国亲历1945年夏日随宋子文出访苏联，并参与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全过程及其深切回忆。

1945年2月，鉴于苏联的参战对于加速终结对日战争至关重要，美国领导人同苏联领袖斯大林签署了《雅尔塔协定》。面对日益迫近的强大对手——日本，我国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妥协。根据《雅尔塔协定》的相关规定，我国政府与苏联政府展开了谈判，并最终达成了中苏条约。

1945年，正当《雅尔塔协定》的对外公布尚处秘而不宣之际，我国政府便已派出代表远赴莫斯科，着手开启与苏联之间的谈判进程，我亦荣幸地随同前往。这场重要的交涉活动，由当时担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先生亲自担纲主持。

“你看过这东西了吗？”

宋院长一瞥之下，便认出那是《雅尔塔协定》，随即答道：“我对该协定的概要内容略知一二。”

斯大林郑重地强调：“提出疑问，本属合理，但你的论点必须以此物为依据，这乃罗斯福总统亲笔所签之文件。”

既已抵达莫斯科，我们唯有耐心与他们展开谈判。

在谈判的进程中，双方围绕两大核心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首先，针对《雅尔塔协定》中提及的“租借”一词，父亲（即蒋介石）明确地告诫我们：“务必避免使用这两个字眼，它们是帝国主义侵略他国的常用术语。”其次，我们坚决主张，尽管所有问题都应分步骤进行讨论，但无论如何都不能忽视我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随后，斯大林作出让步，同意放弃使用“租借”这一表述。在讨论中东铁路、旅顺与大连等关键问题时，他也展现出了某种程度的妥协态度。然而，在外蒙古独立这一问题上——实质上等同于苏联对外的蒙古地区进行吞并——他坚决拒绝作出任何让步。这一议题遂成为谈判的核心所在。

谈判无果而终，与此同时，我们所处的内外环境亦极度严峻。在这个关键时刻，父亲通过电报向我们下达了指令，他建议我们无需正式与斯大林展开谈判，而是应以我个人的名义访问斯大林，向他阐述我国为何坚决反对外蒙古的独立。

在与斯大林会谈之际，他追问：“为何贵国对蒙古独立持坚决反对立场？”

我明确指出：“我国历经多年艰苦的抗争，根本目的是为了收回被非法占领的领土。目前，日本尚未被彻底驱逐，东北、台湾等地尚未回归，所有失地仍旧掌握在敌对势力手中。若我们继续割让如此关键的领土，无疑是背弃了抗战的初衷。民众对此必不会容忍，他们可能会将我们指责为‘卖国’，这可能导致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和反抗，进而影响抗战的持续进行。鉴于此，我们坚决抵制将外蒙古并入俄国的提议。”

言罢，斯大林随即提出自己的观点：“您所述之理，我自是心知肚明。然而，当前形势，非我向您寻求援助，而是您需要我的支持。若贵国具备足以独自抵御日本的实力，我自不会有所请求。但鉴于贵国目前无力独立应对，而仍提出这样的要求，实属无谓之举。”

“您为何对外蒙古的‘独立’如此坚持？尽管外蒙古地域宽广，但人口稀少，交通不畅，资源也较为有限。”

他直言不讳地坦言：“实则，我之所以积极寻求外蒙古，实乃基于军事战略的深远考量，这正是我占领这片土地的初衷所在。”

他摊开地图，指尖在图上某一处精准地划过，语气沉重地说：“若有一支军队从外蒙古发起攻势，一旦西伯利亚铁路遭受阻断，俄国将陷入极度困境。”

我再次向他解释道：“当前，你无需再对军事问题过分担忧。若你投身于与日本的战斗，待其败退，日本将无力东山再起，更别提征服外蒙古的可能，更不可能将其作为入侵苏联的桥头堡。你所忧虑的外蒙古对苏联的威胁，除了日本，唯有中国。但中国与你已签订了‘友好条约’，你提及的25年，我建议延长至30年，那么在未来30年间，中国将不会对你们发动攻击。即便中国有所企图，目前也尚未具备足够的力量，这一点你应该深有体会。”

斯大林对我的言论迅速作出反驳：“你所述内容并不完全准确。首先，你提到日本战败后便不再图谋侵占外蒙古以抗衡俄国，这一看法或许在短期内可行，然而长远来看却非长久之策。即便日本战败，那个民族依然有望崛起。”

我追问不已：“这背后究竟是什么缘由？”他坚定地回答：“任何力量都无法彻底消除的，唯有民族的决心，特别是日本民族的毅力，那是一种坚不可摧的力量。”

我向他追问：“德国虽已投降，我国已接管了部分领土，那么德国是否还有可能东山再起？”

他说：“当然要起来。”

我接着阐述道：“纵使日本有望崛起，但其进程绝不会如此之快。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你无需对日本保持警惕。”

他言：“无论速度之快慢，我们终将重振旗鼓。若将日本委托于美国接管，不出五年，必能焕发出新的生机。”

我问道：“假设由美国人来执掌，五年之内即可实现复兴，那么交由你掌舵，又会呈现出怎样的一番景象呢？”

“我来负责，不超过五年。”

不久，他的耐心终被消磨一空，他直言不讳地宣称：“务必将外蒙古纳入我国版图。”

条约往往难以信赖。此外，你曾犯下了一个错误，你曾断言中国无力侵略俄国，这或许在目前情况下尚可成立，然而若中国能够实现统一，其发展速度将远超其他任何国家。”

这无疑是斯大林发自内心的直言，他对我国的侵略，实源于对我国日益崛起的恐惧。因此，他置一切于不顾，动用各种手段，极尽压迫、分化与离间的能事，只为满足一己私欲。

随后，他续言道：“你曾提及，无论是日本还是我国，都无力独自占领外蒙古来对抗俄国。然而，我们亦不宜断言，‘第三个力量’绝无可能采取类似的举措。”

那股力量的归属究竟何在？他最初选择了保持沉默。我紧接着追问道：“难道它源自于美国吗？”

他回答说：“当然！”

我心中不禁沉思，美国虽已正式签署了《雅尔塔协定》，从而为其带来了众多利好与便利，但在斯大林的观念中，美国依旧是他视作不容小觑的潜在敌手。

最终，在经历了一系列深入的磋商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正式落笔。然而，在条约的签订问题上，我的父亲提出了一项至关重要的条件：“外蒙古的‘独立’必须予以认可，但必须明确指出，这一决策的作出必须通过公民投票程序，并且投票必须严格遵循三民主义的原则。”斯大林最终接受了这一立场。

仍清晰记得，在当年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时，苏方代表再度提出了额外的诉求。他们的外交部远东司负责人与我展开了深入的商谈，建议在条约中附加一张地图。在这张地图上，他们于旅顺港沿海地带划出了一条黑线，大约位于港口外侧20海里处，明确标示出该线以内的区域将纳入旅顺港的管辖范围。

依据国际法的明确界定，公海区域拥有其特定的边界，这一边界以与陆地相隔一定距离为标志。俄罗斯方面所提出的诉求，显然与上述法律规定存在出入。双方就此问题展开了长达半天的激烈辩论，从下午四点半一直持续到深夜两点，尽管双方努力，但最终仍未就此事达成共识。

我语气中带着一丝烦躁，回应道：“你只需负责画线，专心去画你的，至于我，是不可能参与进来的。”

不画线，条约难成！

我答道：“若订单无法顺利落实，我无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缘于我本身缺乏必要的职权。”

他说：“有依据。”

我说：你有何依据？

他展示了一张源自沙皇时代的俄国租借旅顺的陈旧地图，图上那条线路以黑线鲜明地勾勒出来。他指着那道黑线进行解释：“依据这张地图的指引，我正是计划绘制出这条线路的走向。”

我感到极其荒谬，遂以讽刺的口吻回应：“这不就是沙皇时期的残留物吗？你们不是声称已摒弃那个时代的所有协议，放弃了所有权力了吗？如今又拿出这些旧物，难道不是在间接承认已被推翻的沙皇政府的残余？”

他语气中带着几分急切地呼喊道：“岂容容忍对苏联政府的侮辱行为！”

你们仍如沙皇政府？

“别吵，太火了。”

我言：“若你决心订立契约，那自是无妨，但有一条底线，无论如何，绝不可逾越！”

经过不懈的努力与奋斗，尽管地图已成功纳入其中，然而那条关键线路的绘制任务依然未能圆满完成。

此事让我们深刻领悟到，斯大林实则不过是沙皇的幽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