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尚昆与张闻天之间维系着长达近四十年的深厚友谊，他们堪称彼此的知己与战友。

2007年，适逢杨尚昆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所在的单位——中央党史研究室，接到一位同志的电话。他告知我们，电视台的记者将前来对我进行采访，旨在探讨杨尚昆同志与张闻天同志之间的交往。据此，我查阅了相关资料，并找到了一份1986年杨尚昆同志的谈话记录。

未公开谈话（编者按：本文于两年后发表于《炎黄春秋》杂志2009年第3期。）这次谈话是在应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的要求下进行的，具体时间定格在1986年8月30日，地点则选在了北京三座门内，张闻天当时办公的会议室之中。

此次交谈因张闻天夫人、亦为杨尚昆昔日战友的刘英加盟，共同的过往和相似的经历，使得杨尚昆的谈话热情始终不减。尽管谈话内容绕不开张闻天，实则已涉及党史中的众多重要事件。

此次对话所留下的，仅是这份详尽无遗的录音记录文本。

时至今日，那场对话已过去二十余载，杨刘二老均已驾鹤西去，而参与那场对话的编辑组成员，现仅存我与前组长萧扬二人。为了保留这份珍贵的对话，我们便依据这份录音资料，将其整理成文。

01

张闻天在上海

我与闻天，自四中全会结束后一同自莫斯科返国。他归国后便即刻投身于宣传部的工作之中。

那时的闻天，其思想依然秉承着莫斯科所传授的那一体系，与王明的观点颇为相似。据我所知，许多重要文件均由他亲自执笔。因此，在上海那段时光，他的思想在本质上仍旧保持着教条化的特点。

然而，闻天在苏联的学习成绩堪称优异，他无疑是其中最为出色的一个。另一位则是王稼祥。

我与博古相仿，都是即兴发挥。博古才思敏捷，颇具辩才，论辩技巧高超。

经过亲身接触实际，闻天始觉王明的理论行不通。

在四中全会上，王明基于反对立三路线的理念得以上台。然而，尽管四中全会之后实施的策略与立三路线在实质上相去不远，其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方面，取消了全国范围内的暴动计划；另一方面，也废除了行动委员会的设置。

当时即便是闻天亦未曾领悟农村包围城市这一战略路径，依旧秉持着以城市为核心的传统模式，其手段主要依赖罢工、示威以及“飞行集会”等形式。

昔日南京路上设有先施公司，我方人员便率先在那里燃放鞭炮，随之数人高声呼喊口号，顿时引得过往行人纷纷围拢观看。

每当警察匆忙赶到现场，我们便不可避免地被迫面临被带走一部分人的局面。

工厂罢工，往往不过是一时兴起。工头一旦动手打了人，整个车间便立刻陷入停顿。工会更是与共产党紧密相连。一旦风波再起，巡捕便会迅速出动，拘捕人群。工厂的根基因此动摇。稍作恢复，人们的手又忍不住痒了起来，如此一来，恶性循环便不断上演。

面对这样的境遇，闻天心中渐渐滋生出一种直觉，认为此方法行不通。尤其在1932年，他出席江苏省委会议时的一次讲话中，这种观念尤为突出。

彼时尚无独立之上海市委，江苏省委实则承担着上海市委的职责。我当时的职务是省委宣传部长。

固然，彼时他的思想尚未达到日后的深度。他的言辞多从工作成效欠佳的角度出发，常常诉说着准备不足、仓促行事之苦。

然而，众人普遍认为采取此方法并非长久之计，此观点已明确提出。大家普遍觉得持续如此并无实质性意义。

淞沪抗战爆发之际，上海共有十三家日本纱厂同时发起罢工，场面亦颇为壮观。

那些工厂大多坐落于闸北，一旦闸北落入日本人手中，工人们便纷纷涌向租界寻求庇护。

工人群体怀揣着满腔的爱国情怀，遂自发成立了一个罢工委员会。为保障工友们的基本生活，委员会依靠“民反”——即“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作者注）——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募捐，并设立粥场。工人们每日均可领到两顿稀饭。

一日，宋庆龄通过他人向我们透露，她愿意捐赠两千元。在那个年代，两千元绝非小数目，那可是光洋啊。

然而，凯丰当时力主拒绝，而我则倾向于接受。彼时，他担任团中央的职务，而我供职于江苏省委宣传科。

我便与闻天商议此事，他亦赞同接受。于是，我们便顺利地接收了这笔两千元的资助。当时，我们亦创办了一份报纸，每周发行三期。对于此事，我们还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感谢公告。

当时，为何有人对宋氏的立场持有异议？原因在于他被视作第三党的一员。当时流行着一个观点，即所谓的第三种力量，亦即中间派，其欺骗性尤为显著，甚至比国民党更为恶劣。这实际上是对斯大林用以描述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公式的一种套用。

总体而言，闻天在这一阶段虽未完全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然而实际工作中的种种挑战，让他深感诸多问题亟待深思。

因此，他当时的内心所思与笔端所书，已然渐行渐远。他近期所撰的几篇文章，虽显露出试图修正某些“左倾”倾向的意图，但这一思想转变尚不彻底。

张闻天

02

张闻天、博古、毛泽东（中央苏区时期）

天闻抵达中央苏区，比我提前了约十天。当我置身中央苏区之际，他正正在进行一场报告的演讲。

抵达后，我首先向小超（邓颖超）进行了汇报，彼时她担任中央秘书长的职务。汇报完毕，她便为我安排了住处。我环顾四周，发现屋内尚有一张床铺，她便向我解释道，那是张闻天的床位。

闻天归来，一见我便热情地开口：“你来了！真是太好了。”接着，他补充道：“记得我在上海时跟你说的那句‘再见’，其实是指我们在这里重逢的时刻。”

在那段时光里，我与他的同居生活，于那间居所中共度了数月之长。

在中央苏区初期，闻天担任宣传部长一职，而我则是宣传部的一名普通干事。及至我被派遣负责创办党校——即共产主义大学，闻天已升任校长，我则成为他的副手。尽管如此，实际上他并未过多干预校务管理。

编辑组同志问：张闻天本人在1943年《反省笔记》中，曾经检讨初到苏区时所犯的反“罗明路线”错误，但申明自己当时主观上并未想到为了想要反对毛泽东，而且指出直接领导反“邓毛谢古小组织”的是罗迈(李维汉)。对此应该如何看?

在反击“罗明路线”之际，我已抵达瑞金。那段斗争的历史，我深知是由博古所发起，而策划这场风波，我推测亦出自博古之手。当时，博古被誉为总书记。

为何博古起到这样的关键作用呢？那是因为在斗罗明时，我尚在瑞金，最初罗明的态度相当强硬，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

昔日，我与博古共居于同一楼层，而博古与陈云等人相邻而居。目睹罗明拒不认错，博古显得颇为焦虑。毕竟，他已将这场斗争挑起，若他不能取得胜利，岂不是意味着他将面临失势的危机！

于是，众人纷纷聚集，一同劝解罗明，言辞恳切地告诉他务必顺应大局，切勿固执己见。

罗明最终坦白了自己的错误。诚然，关于整人的事件，罗迈（即李维汉）才是主导者。而我在邓毛、谢古被斗争之际，已不在瑞金。然而，我深知罗迈一到苏区便成立了组织局，李维汉担任书记，由此可见，罗迈实际上掌握了生杀予夺的大权。

据此推断，此事的策划者应是博古，而具体执行者则是李维汉。

至于这篇文章，乃是由闻天所撰。当时，他的思想尚未完全转变，自是只能按照那时的认知来书写。

天同与博古原本在思想上步调一致，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走上了分道扬镳的道路。博古对教条主义的坚持尤为坚定，当他抵达中央苏区后，便将闻天实际从政治局的核心工作中排除，任命其为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

当时，博古的意图显然包含了两层：首先，意图架空毛泽东。尽管您身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主席，但根据实际职务分工，您主要负责的是人民委员会，亦即总理的日常工作。这种安排完全遵循了苏联的模式。

第二，鉴于张闻天同志在政府部门担任职务，您宜减少对中央事务的干预。

然而，闻天与博古二人当时便存在着激烈的分歧，他们的思想观念亦各有差异。

博古在个人特质上颇为突出，毛主席曾称他为书生，他的书生气颇为浓厚，然而，书生气并非贬义词。换言之，他偏好理论研究，且其文笔亦颇具特色。

投身政府部门，这一经历恰巧为他独立思考中国革命的实践路径提供了宝贵空间，尤其是与他与毛主席的亲近关系不无关联。鉴于此，我认为闻天转变的契机，实则蕴藏于遵义会议前夕的那段时间。

起初，毛主席并未与他深谈交心，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拉近了心距。在他看来，博古与洛甫宛如同一绳索上的两只蚂蚱，紧密相连。

王稼祥早年便投身于苏区，据我推测，毛泽东可能是在最初阶段，首先向王稼祥透露了他的思想。至于张闻天，毛泽东似乎更倾向于先进行试探。然而，在瑞金时期，他们之间并没有太多的私人往来。

昔日，任弼时是反毛情绪最为激烈的代表。在宁都会议的首次召开之际，周恩来担任中央代表团团长，然而周恩来尚未抵达，便由任弼时主导，将毛主席予以撤职。因此，直至“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始终认为，在中央苏区中，唯一坚持反对他的便是任弼时。

刘英：他记得真清楚！

此人在此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故而，若任弼时不幸离世，即便“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亦难以避免其被彻底摧毁的命运。

我推测闻天彼时亦曾从弼时口中听闻一些针对毛主席的批评之词，这些言论起初对他产生了某些影响。弼时当时对毛主席的某些做法持有异议，例如在肃反问题上，他认为是毛主席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然而，毛主席始终未曾承认他在肃反中负有责任。

我近期思考，毛主席在瑞金时期是否也存在过“左”倾倾向？例如查田运动，如今看来，那份由毛主席主导的文件显然带有一定的“左”色彩。

虽然那时他并未掌权，但他负责具体事务，而他主导的“查田运动”显然带有“左”倾的倾向。

（刘英插话：我在于都的第二次扩红行动中，他直接对我进行领导。他对我下达的指示是：凡是有反对扩红者，一律处决。

又来电，要求三天内找出反革命。

县保卫局随后拘捕了一群人，强行指责他们为“改组派”。在我看来，这种做法显得过于“左倾”。

不久后，洛甫寄来了一封信件，指出并非所有反对扩大红军的人都是反革命分子。于是，我们便释放了这些人。

查田运动的成效在于清理了一批中等农户，而至于那些富农，那时早已不复存在。

在这种严峻的环境下，红军队伍迅速壮大至百万之众。谁还敢不加入红军呢？虽然扩充红军的成果是显著的，但这种方法并不可取，实际上等同于征兵，以至于像兴国这样的地方，几乎已经没有壮丁可供征召了。

03

动员突围→遵义会议

在长征启程之际，闻天先生撰写了《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一文，我们正是凭借这篇文章的内容，在干部会议上鼓舞士气，筹划突围之路。

在长征启程前，博古同志及李德先生曾访问过我们第三军团，而这已是他们的第二次造访。上一次，他们是在参与广昌战役期间，与彭德怀同志发生激烈争执之时。

此次，他们再次提及需寻求突破，声称中央并无内部文件可循，唯有张闻天同志所撰写的社论，该文方为中央立场之体现。

文章的表述颇为隐晦，若非对相关情况有所了解，实难辨识其真意。

需探讨的一个问题是，关于这篇社论，我忆起其中提及一项指令，该指令明确标注“供干部讨论会使用”。这里的“讨论”并非指如今这般，仅是召开干部会议，让师团级或县团级官员逐一阐述观点，实则并非如此。

彼时，我担任三军团的政委一职，最多仅向师长们提及，即便是团长亦无从得知。

毛主席屡次提及此事，言其未能讲得透彻，实则为何非得讲得明明白白方可行动？军队行事，遵从命令即可，无需多言。

前方战友对你们（特指长征初期刘英所隶属的中央纵队——作者注）尾随其后的那支“红色印章部队”。（编者注：在长征初期的战略部署中，红军主力一、三军团遵循李德的规划，分置于左右两侧，形成对中央军委纵队与中央纵队的护卫，采取“甬道式”推进。杨尚昆隶属的三军团，承担起右侧翼的防护职责。而刘英当时隶属于被誉为“红章纵队”的中央纵队，担任巡视员的职务。）众议纷纷，甚至有人戏称其为“乌合之众”。前方等待，往往需耗时两三天，方能盼得你们的到来。

三军团经历的最令人沮丧的时刻莫过于渡过湘江，那是因为中央纵队迟到了整整一日。

湘江战役与白崇禧部交锋，战况惨烈，损失亦重。因此，前线诸多同志对你们心生怨言，认为正是你们的行动导致了我军的疲弱。

此外，中央纵队的同志每人手持火把，准备踏上夜行之路。然而，前方战友目睹此景，纷纷出言斥责，只因军队中的战斗部队严禁使用明火。

（刘英急切地提醒，）“若不点火，那些行李恐怕将全部受损！”

在遵义会议的回忆中，情形颇似这般：博古同志发言完毕，紧接着上台报告的是洛甫同志。他概括了长征初期那段历程，核心内容无不体现着毛主席的思想精髓。在那个时期，他对毛主席怀有极高的敬意。

毛主席对他同样给予了高度重视，从毛主席的角度出发，他有意挑选了一位身处教条主义阵营的人士，以期在斗争中充当先锋。随后，毛主席又补充了几句，言辞愈发激昂。值得一提的是，遵义会议上的那份文件，亦出自洛甫之手。

成立三人军事小组的决定，是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后做出的。然而，将博古从领导岗位上撤下，并由张闻天接替其职务，这一人事变动是在遵义会议上明确确定的。

闻天的转变，实则与他与毛主席在中央苏维埃政府期间的一段交往密切相关。在毛主席的深刻影响下，毛主席曾与他深入探讨了一系列议题，因此，在遵义会议中，他毅然决然地站在了正确的立场上。大致情形便是如此。

然而，若要他在遵义会议上断然宣称王明的整个路线存在错误，我认为他恐怕难以做出如此决断。毕竟，这其中还牵涉到共产国际的复杂问题。刘英：那时国际很迷信。他与毛主席关系融洽。

陈云传达给中央纵队

遵义会议提纲

04

关于会理会议

会理会议于云南会理周边的一村落召开。与会者包括林彪、聂荣臻，而三军团代表则由我本人与彭德怀担任。

犹记得，那是在一座茅草棚子的侧畔，一场露天活动正热烈进行。

脚伤，我坐担架去的。

会理会议主要是批评林彪要毛下台，也牵连到几个军团。

自遵义出发后，部队便踏上了漫长的徒步征程，期间怨声载道。日复一日，队伍四处徘徊，却始终未能明确目标所在，唯有命令不断下达。

部队疲惫至极。行进途中，彼此推搡，你争我夺，力量强的一方才能疾速前行。一军团与三军团在途中相遇，双方均不轻易让步。

尤其是干部团中的陈赓，对一军团的杨成武所率领的那个团颇有微词，言辞激烈，甚至公开斥责，愤怒地跺脚怒骂。由此可见，那时的思想状况确实相当混乱。

在这种围困的局面下，众多人士向洛甫提出反馈，认为既然未能展开战斗，却仍有大量生命消逝，这种状况实难持续。

对于这种战术，洛甫亦不甚熟悉。彭德怀亦然，故此，他对洛甫也作了相应的说明。然而，最令毛泽东不悦的，莫过于他对彭德怀的缺乏了解。

王稼祥在军事领域对毛泽东持有不同看法，但他并未直接向毛泽东表达，而是转述给了洛甫。洛甫随后将此事告知毛泽东，结果引发了毛泽东的怒火。

会理会议的正式议题原本是对林彪所写致中央的信件进行批判，该信中林彪力主毛泽东退位，并主张由彭德怀接任指挥权。

然而，会议中有人声称张闻天已抵达三军团司令部，并与彭德怀进行了深入的交谈。我立即起身作证，明确表示作为政治委员，我与彭德怀每日相处，未曾发生过此类事件。张闻天并未踏足三兵团。因此，这种说法使得人们开始怀疑张闻天与彭德怀可能联手反对毛主席。

这完全是无辜的，毛主席却始终坚信。

我以为毛同张的疙瘩那个时候就结下了。不然为什么明明是要批评林彪那封反毛主席的信，结果却又要把张闻天同彭德怀拉出来？那个会上非常紧张呵。

05

瓦窑堡之争

长征抵达陕北之际，党内在战略方针的问题上，实则存在着若干不同的见解。

彼时，毛主席提出一项战略构想，即我军需撤离陕北，转战太行，进而向绥远地区拓展，以内蒙古为后盾。

他提出的这一战略方案，仿佛是在洛甫的窑洞中酝酿而成，而非毛主席的居所。

（刘英插话：确实如此。当时召开会议的地点，正是在洛甫的窑洞之中。）

众人反对他的意见。

刘英：争论激烈。

因此，彭德怀与林彪均对东征持消极态度，这缘于他们同出一源。他们深知毛主席的旨意，即意图离开根据地。在那个时刻，众人对于脱离根据地都心生畏惧。毕竟，历经一年多的辗转，众人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安身之地，却又面临搬迁，这怎能不令人忧虑呢？

事实上，毛主席提出的这一观点并未得到众人的认同。鉴于此，毛主席随后对其进行了调整。

东征的策略实乃步步为营，瓦窑堡虽设有留守处，他却并未因此放弃自己的主张。然而，后续的战事并未能依照既定计划取得胜利。

周总理与博古同志留驻瓦窑堡，而洛甫同志则未在此地逗留，他随我们一同渡河。

东征的战果颇丰，成功拓展了广阔的疆域，然而，县城却未能悉数纳入囊中。

恰逢其时，国民党试图与我们携手合作，博古及王稼祥等一众领导人亦随之前赴前线。随后，中央在山西大麦郊召开了会议。会议最终决定调转方向，返回西边。由此可窥见，当时已初露分歧的端倪。

毛泽东、张闻天在延安

06

张闻天不赞成毛与江青婚事。

在延安，毛主席对洛甫颇感不悦，其缘由之一便在于洛甫曾公开反对他与江青的结合。

我曾目睹过洛甫致毛主席的那封亲笔信。当时，毛主席居于凤凰山脚之下，他委托罗瑞卿负责领导抗日游击战争的政治工作。毛主席将此信交予罗瑞卿过目，罗瑞卿又将信转交给了我。

洛甫对江青与他的婚事持坚定反对态度。之后，毛主席在会议上常对此事进行指责，批评我不过是沉迷于享乐，而孙中山都能做到，为何我不能？我认为他最耿耿于怀的正是这一行为。

在那个时期，中央的同志通过书信向他表达的是洛甫的意愿。

（刘英插话：彼时，他身为党的领导人，却因众多老同志的纷纷发声而意见纷呈。）

当时于中央党校深造的王世英，曾投身于情报工作，对外间流传的江青桃色绯闻颇多非议，认为毛主席与之结合对党派形象不利。他遂致信中央，信函上落款处签署了众多姓名。

闻天告知我，于是他即刻执笔，给毛主席寄去了一封信。毛主席览信后，拍案而起，断然表示：“老子就是要和她结为夫妻，谁又能阻止我？后天便成婚！”

曾流传一则传闻，声称在江青与毛泽东结合之际，中央曾作出一项决议，禁止她涉足政治领域。然而，此事纯属子虚乌有。

首中央绝不可能容忍此类行为，若果真如此，毛主席岂不是要大发雷霆了？

此外，我两年前也曾向陈云咨询过，提及他在延安时期既是组织部负责人，又担任政治局委员，对此他明确否认，表示绝无此事。

相反他跟我说了这么一件事，他曾经以组织部长的名义找江青谈过一次话，就说毛主席人家有老婆，并未离婚，你要注意啦。江青便告诉了毛主席，毛就打电话给陈云，说你这个组织部长竟然管到我家里的事情来了。

此刻，他与她已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而这所谓的“结婚”，实则不过是一场寻常的仪式。

彼时，中央正在召开第六次全体会议，众多干部纷纷前往延安。我们拜访毛主席时，恰逢江青从窑洞走出。贺老总好奇地询问，这究竟是谁呀？毛主席略带惊讶地回答，哎呀，你这问题问得真是奇怪。

贺老总表示，既然主席家中出现了一位我们不熟悉的人物，那我们为何不能提出疑问呢？

不久之后，他们便邀请我们共进晚餐。我参加过两次聚餐，首次便是他们宴请罗瑞卿等人之际，而我知晓洛甫并未参与那场宴会。

因此，我认为在延安，洛甫的行为恐怕是令毛泽东最为恼火的，甚至可以追溯到王世英所写信件，其中洛甫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张。此后，他对洛甫的态度由原先的友好转变为不断的讽刺与嘲讽。

因此，他们二人渐行渐远，关系变得疏离，或许这一转变自长征后期便已初现端倪。然而，直至会理会议之后，主要仍是在行军中，尚未显现出明显的分歧。

闻天同志昔日虽略显教条，实则对理论研究情有独钟。然而，他因社会经验尚浅，显得尤为纯真，甚至有些过于天真。

07

延安时期毛泽东

张闻天关系演变

我对中央的局势尚不完全洞悉，尤其对于那段长征岁月的诸多细节，了解更是有限。

在延安，我的停留时长自然相对较长。尽管那时我尚未成为政治局的一员，但作为北方局的负责人，及至整风运动的开展，我又被委以党组书记的重任，从而有幸参与了政治局的所有会议。回想起在保安那段时光，我清晰地记得，闻天同志与毛主席之间的关系一直相处得十分和谐。

不久之后，我便投身于战火纷飞的前线。回想起1939年我重返延安的那次经历，我便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些不同寻常之处。

1940年，我再次踏足延安，彼时闻天同志主要负责宣传工作，对于其他事务，他通常持较为超然的态度，不多加干预。

我敏锐地察觉到他那时的心情显得异常沉重，便立刻前往探望。只见他日复一日地翻阅着剪报，显然对资料的搜集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在延安的那段日子里，我经常去闻天家中拜访。

即便在延安，毛主席也曾提及，其意旨在于：你若非愿管理，亦非能掌权，却依然坚守本职，坚决不松手。

（编者按：回顾1943年的《反省笔记》，张闻天曾记录，在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际，他曾向毛泽东提出将总书记职务让出的建议，但毛泽东当时并未赞同就此议题展开讨论。）

《笔记》再度强调：“尽管在六中全会期间，我未曾将总书记的宝座轻易让渡，但我的立场始终如一，即循序渐进地调整工作焦点，而非一味固守原职。”

闻天曾与我进行过一次商谈，此事闻天曾亲口告知于我。如今，此事已全权交由你负责，我不再干涉，一切事宜任由你决断。毛主席对此亦表示了首肯。他始终渴望将全部权力紧紧掌握在自己手中。

无疑，在延安的后期阶段，毛泽东对张闻天（洛甫）的态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似乎他并未意识到，在遵义会议上，他的路线主张实际上得到了支持。在我看来，毛泽东对张闻天持有某种偏见。

洛甫选择深入晋西北开展实地调研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源于毛主席对其工作的多番直率指正。批评中提到他经常引用希腊理论，对中国国情认识不足，以及缺乏实地调查研究等。这些意见显然是直接指向洛甫的，这一点我们都能清晰地察觉到。

于是，那时的洛甫心情低落，便自行离去。如此一来，事情不就更加简单了吗？您毛主席独自决断，我便离开了。

现在，洛甫是否多少感觉我成为了党的领导人，以至于他不得不与我进行协商？站在他的立场来看，他可能认为毛泽东对我和你我的尊重显得不足。

08

“二十八个半”问题

与“抢救运动”

我对闻天对王明之印象不佳的事实，早已有所耳闻。

在莫斯科大学求学期间，他对王明便留下了不佳的印象。因此，若言其敬佩王明，那无疑是完全不符事实的。

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实则系陈伯达等人所杜撰。

在延安时期，提及“二十八个半”时，他们一并把博古与洛甫纳入其中。

我原本就指出，这些人根本不应被纳入计算范围。理由是，在“反中共代表团斗争”期间，我身处支部局，因此，我也被视为其中的一员。

博古昔日尚在，然而彼时他已不身在学校，而是效力于中国问题研究院。

洛甫彼时已跻身红色教授学院。他除了每周六会光临学校外，其余时光鲜少踏足此处。他既非支部局的成员，亦非学校的学生，因此那件事情与他毫无关联。

对于抢救运动，任弼时同志持反对意见，这乃是我亲耳听闻其亲自向我阐述的，他明确表示此举不可行。然而，当时弼时同志的一些正确观点，亦遭到了毛主席的拒绝。

康生此人品行不端，回想那次与柯庆施的斗争，我曾被要求布置中直学委会的任务，当时我质疑：有何证据证明康生是特务？显然，并无任何证据。

即将召开会议，我持反对意见。我个人，邓发同志，以及李富春同志，均对此表示不赞同。

前往找康生，他是学委会（副主任），向他反映，如此情形若斗争无法取胜，将如何是好？

彼时康生的态度相当恶劣，直言书记处既已作出决定，众人便当遵照执行。

我们遂前往拜访弼时，他却回应道：“我亦不以为然”，同时坦言自己亦感力不从心。

斗争持续至下午两点直至夜幕低垂，七八点钟时分仍未见分晓。众人对柯庆施发起猛烈攻势，实则证据匮乏，无非是传言你在街头戴了一副黑眼镜，再添油加醋些，竟至采取逼供手段。

在一场会议中，主席质问道：你们为何总是召开冗长的会议？康生，你知道吗？康生回应道，是他人有意召开这些会议，而我并未主动要求。瞧，他总是以这样的方式回答。

曾有一位名叫韩进的人，在延安接受审查期间，遭受了极大的苦难。

实际上，这位人物曾是我在上海期间的相识。他曾不幸被敌人捕获，面临枪决，却奇迹般地未命丧黄泉。头部受到重创后，他假装死去，夜晚时分，一位售卖豆浆的老者发现了尚有气息的他，并及时伸出援手，救了他一命。

待伤势略愈，他便匆匆赶至租界寻我，我亦慷慨赠予他数十金。

在延安开展整风运动时，怀疑其是托派分子，甚至诬称其为日本人，这些指控实际上均源自康生所采用的“推比法”。正是由于这种荒谬的指控，韩进一度遭受监禁。在当时的证据面前，他们竟声称韩进已被敌人枪决。

实际上，康生当时意图对老干部采取行动。中直机关已有十几位老干部被列入拘捕名单，连住所都已安排妥当，此事我有所耳闻。

正因未能攻克柯庆施这一环节，信心受挫，康生便迅速收束局势。

若柯庆施当时胡言乱语一番，后果不堪设想。那时私设公堂的现象屡见不鲜，实则已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一次小规模预演。

党校竟然又设立了一个名为“红旗党”的组织，这同样是康生一手策划的。在杨家岭，他发表了长篇演讲，宣称河南、湖北等地均为“红旗党”。总之，周总理所管辖的各个省委无一例外，都被划入了“红旗党”的行列。

刘英进一步补充道：（党校内）特设一个专门负责管理此类人员的特别支部。

果不其然！当时，即便是钱瑛这样的干部，也未能幸免于严重的打压。毕竟，钱瑛肩负着南方局组织工作的重任。而周总理在那个时期，亦深感忧虑与苦闷。刘英：他话不多。

临近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际，王明远赴他乡，执笔撰写了《三月政治局会议总结》一文。毛主席将其视为纲领性的文件，此举令他深感不快。此事件当时便波及到了周恩来总理，以至于在审查干部工作的后期，康生抛出了“红旗党”事件，使得周总理陷入了极为困厄的境地，这实质上是对周总理的一种打压。

往昔，我常驻足于山巅之巅，每日进餐，必途径其门前。未动筷之前，我总会先行至其所在，只见他那时情绪略显低沉。

然而，即便如此，当时若无总理在位，亦是难以应对。唯有总理，方能有效对抗国民党的这种策略。无人能够胜任总理之位。

在整风运动的尾声阶段，仍有少数人向毛主席提出建议，主张在教条主义批判已较为深入的基础上，应转向对经验主义的探讨。然而，毛主席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

毛主席的一生，交织着矛盾与冲突。但维护其权力核心，始终是他坚定不移的信念所在。因此，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对于任何敢于与他为敌者，他均能铭记于心。

09

关于高岗事件

毛主席素来多疑，及至张闻天在莫斯科担任大使期间，我亦猜想毛主席心中或许存有几分疑虑。

在那个时期，担任苏联大使的分别是张闻天与王稼祥。相较之下，在王稼祥担任大使期间，苏联政治局对张闻天的重视程度显然更高，对待的规格亦更为隆重。

当刘英与张闻天返程之际，苏共政治局委员们盛情款待了你们，并赠送了礼品。（刘英补充道：莫洛托夫曾自称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官。）

自然，洛甫同志已将此事如实上报，他并未对此有所隐瞒。

这又涉及到张闻天与王稼祥均接受过苏联的培养，为何对你的评价却高于王稼祥？此外，高岗事件中张闻天也被牵涉其中。你可能并不了解这一点。

（刘英答：知晓。难道未曾反省过？毕竟，当时他去看望过他。）

此处似乎涉及我们尚未了解的毛主席内心想法的某些细节。实际上，张闻天探望高岗的行为，又与何干？

（刘英插话道：确实如此。他与高岗曾在东北共事，归国后自然拜访了他。那时，我们还未曾意识到他遭遇了困境。）

有传言称，高岗当时曾集中火力对少奇同志以及总理发起质疑，或许这亦是毛主席的旨意。然而，毛主席在察觉形势有所转变后，亦转而持反对态度。

意指少奇同志被架空了）。这种不满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意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问题愈发变得复杂。

彼时举行的财经会议，实则是由高岗发起，对总理发难；而同期召开的组织工作会议，则是饶漱石对少奇发起挑战。这两次会议的背后，实际上都是高岗一手策划和推动的。

高岗并未解决中国的列宁问题，而斯大林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因此，他自诩为斯大林。毛主席当时便深知他的这些行径。

所以毛主席不就试着瞧嘛，就试试他那个“中央轮流当主席”大家赞成不赞成。

高岗事件即将揭晓之际，毛主席计划前往杭州。临行前，他在怀仁堂主持了一场会议，并提出了“轮流坐庄”的议题。然而，与会者普遍对此表示反对，无人支持这一提议。会议结束后，毛主席随即登车启程，我陪同他一同前往杭州。

会议结束后，高岗随即向陈云提出疑问，询问他为何反对“轮流做庄”的提议，并建议他应给予支持。

陈云说，这不行，哪个都不行啊？

高岗说：一人一个。

“这难道是企图剥夺我的权力吗？”

高岗同样向小平透露了这一信息。小平当时便感叹道：“哎呀，这些人都有画像的！你在这群画像中寻找，其他人都不够格。”

彼时，何尝不是有着几位重量级的领导人，诸如毛、刘、周、朱，您瞧，难道只能在这些人中寻觅答案吗？

高岗此后不敢再找小平。

小平就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就跟毛主席说了。所以毛主席看中了小平同志政治上厉害。

10

庐山会议

自闻天大使自苏联归来之后，他与毛主席的交流渐显不谐，拜访次数减少，毛主席亦鲜少接待他。

在庐山会议期间，我听闻闻天同志有意与毛主席进行一次私密交谈，但遗憾的是，毛主席婉言拒绝了这一请求。

庐山会议的局势突变，原本的议程着重于抵制“左”倾思想，即对当时风行的“左”倾路线进行深刻反思。正如刘少奇所指出的，这一议程被概括为“成绩说到极致，缺点揭露到底”。于是，与会者们在上山之际，普遍将注意力集中在了反对“左”倾的议题之上。

难道不是已经存有那份“纪要”的初稿了吗？当时乔木还未离职，我便担当起发起者的角色，挑选了几位书记一同执笔，完成了开头部分。

彭德怀的来函送达后，主席并未立刻给予答复。与此同时，众多小组纷纷对彭德怀的观点表示了支持。华东小组明确表态，认同彭德怀的观点，而西南小组亦认为其言辞颇为合理。

陈伯达此人心术不正，竟然公然宣称“唯有彭大将军敢言”，其意显然是指独彭德怀具有如此胆识，敢于发表此等言论。

尽管这封信件并未在第一时间对外公布，毛主席却亲自挑选了几位大区书记，私下里让他们先行审阅。得知会议的风向突然转变，似乎矛头直指自己，毛主席心中焦虑不安。于是，他果断下令，决定将这封信件公之于众。

彭德怀曾言，此信乃专致于您一人，何故予以公之于众？

本次会议在我们暂设的招待所后侧的餐厅举行，毛主席在此场合毫无顾忌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若各位认为彭德怀的主张是正确的，那么就请王明重返岗位，而我本人则将全身心投入游击战。这番话中，不难感受到一丝怒气。”

彭德怀言辞坚定，站起身来，声音严厉地斥道：“切勿煽风点火！”

此刻，毛主席的面色显得异常凝重。会议的气氛随之发生了急剧的转变。

忽然新增了一处军事俱乐部。

罗瑞卿是祸根。

李锐、田家英以及吴冷西等人，一同从某地步出，原本并无他事，却不期然与罗瑞卿相遇，此情此景，他们不由得感到几分紧张，急忙转了个弯。实则，又何必过分紧张呢？

罗瑞卿，一位专注于保卫工作的人物，其警惕性极强。他立刻向毛主席汇报了情况，由此引发了军事俱乐部的成立。

至于张闻天、彭德怀等人，他们与聂总同住一个宽敞的院子，相隔不远，用餐时亦在同一个食堂进行。

彭德怀决定致信毛主席的消息，张闻天自然是心知肚明。在华东组的讲话中，他亦曾与彭德怀提及此事，彭德怀对他的立场表示了坚定的支持。

难道你没想到，为何政治局委员们不能进行意见交流？你之前不也提到过，交流是可行的，并且双方需要相互沟通吗？若所有政治局委员都惧于发言，这又如何能行得通呢？

我那时正任职于办公厅，自毛主席那次重要讲话之后，各小组的发言纷纷提出要求，均需予以收回。

那份闻天的发言记录，是我亲自送至他手中的。不久后，闻天亲自来电，鉴于形势的变化，他要求将文件收回。我回应道，关于此事，我无法做出决定。你是政治局委员（注：自八大以来，张闻天已成为候补政治局委员），我建议你咨询一下少奇同志的意见。

少奇说：收回，不印了。

在那时，少奇同志实则持有较为正确的思想观念，然而后来便不敢再公开表述。

少奇同志对此事亦深感忧虑。他曾与乔木商谈此事，并嘱托乔木向主席传达。

乔木坚定地表示，这样的讲述非我所能代劳，你必须亲自出声，由你来讲述，我无法替代。

在撰写决议的过程中，我们几人经过商议，一致认为绝不能将其描述为“反党集团”，毕竟乔木同志也在其中。

随后，乔木透露，系受毛主席之命撰写“反党集团”相关内容，尤其是“军事俱乐部”事件浮出水面后，这一指控便不可避免地演变为“反党集团”的定性。

因此，乔木在撰写那篇文章时也深感不情不愿。实际上，乔木大体上赞同彭德怀的观点。

自庐山会议之后，闻天在科学院所撰写的诸多文稿，均由我转呈毛主席。然而，毛主席对此并未给予任何关注。

那时，我亦常前往您们（刘英与张闻天）处拜访，每次造访，我亦会向他汇报，以免将来他人误传我的言行。

主席询问，他的状况如何？我回应道，情绪尚可，他正专注于研究工作。

他当时可是频繁穿梭于国际书店，寻觅各类书籍。然而，他确实开始了深入的研究工作。自那之后，他的境遇便急转直下。这其中，实际上涉及到了高岗、彭德怀等人的案件，毛泽东认为张闻天在其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至少在我看来，他对这些事件的看法深信不疑。

张闻天、毛泽东、宋庆龄、周恩来、陈毅。

11

“文革”前状况

我们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遗留了不少问题，时至今日，我对此仍感困惑。毕竟，那些原本是毛主席的言论，却为何会出现颠覆性的变化。

譬如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毛主席曾亲口向我提及，他对秋白同志的评价是：此君为一名书生，其文采斐然，文章颇具匠心。

他的言下之意，并非有意泄露党的机密，亦非承认自己为叛徒。然而，不知何故，忽然间舆论将他冠以叛徒之名，这竟是他亲口所言。由此，他的某些行为和言语，令人难以捉摸。

在武昌会议期间，毛主席虽表面上正式将权力移交给了刘少奇，但实际上他并未真正放手。这种所谓的“移交”，不过是由于当时他精力有限，无法亲自出席政治局会议。然而，即便如此，只要他不同意的事，任何决定都需推翻。

他当时似乎对小平同志有所微词，曾言小平同志对他有所封锁。他过去提及高岗时，曾指出北京存在两个司令部，并提到一个独立王国，那是在谈论高岗的事。

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他提出了设立一个独立的计委以及成立一个书记处的建议。

计委之事，他已布局周全，将余秋里与林乎加调任其中，从而将李富春置于孤立无援之地。

李富春此时亦识时务，遂提笔致信，表示他将不再过问此事。自此，所有事务悉数交由余秋里负责。余秋里自是对李富春的安排表示了充分的尊重。

当邓小平同志提议增设另一书记处之际，自然他的言辞显得尤为慎重。周总理便指出，此事似乎不太适宜。

他当时打算让哪位担任书记职务呢？他倾向于选择陶铸。因此，有人声称是刘少奇将陶铸调至中央，这实际上对刘少奇是不公的指控。

上海会议时他还提出来他要挂帅，说“我是帅，邓小平是副帅。”这样刘少奇摆到哪儿去呵。

会议结束后，众人纷纷热议，对这其中的缘由感到困惑。自然，无人敢贸然询问。然而，彭老总却当场反驳，语带讽刺地回应道：“你不是早已挂帅出征了吗？”

此外，他还提及李富春惧怕鬼神，却不得其详。紧接着，文章又将李富春描绘为常委，然而任职未久便告终。总之，主席后续举措显得杂乱无章，令人摸不着头脑，不知其究竟意欲何为。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具体情况，我实无所知，只因我被囚禁其中，对外界一无所闻。

关于“文化大革命”，传闻毛主席曾认为“反对周总理必会导致混乱”。我认为在那个时期，他对这一点看得很透彻，明白没有人能够支撑起那些事务。若让毛主席担任总理，他能胜任吗？（刘英插话：当不了！）

因此，对于周而言，情况是这样的：他一方面感受到对方并不那么顺从于他的意志，另一方面却又深知少了这个人便难以成事。

周氏亦擅长在两难之间寻求平衡之道。往昔，我们岂非常言周氏乃不倒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周确实扮演了稳固国家的中流砥柱角色。倘若失去他的支撑，后果不堪设想。若非他以调和之术弥合分歧，我国将陷入何种境地，实难预料。

（刘英补充道：后来毛对他也不再信任了，是吗？）

信任难以维系，即便如此，又怎能轻易动摇？康生即便有意，也难以达成。王洪文渴望总理之位，然而无论是王洪文还是张春桥，均力不从心。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毛泽东本人亦深感局势若继续如此发展，将不堪设想。最终，他自己选择了退场，这副重担便不可避免地落在了后人的肩上。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我而言，林彪事件所带来的冲击尤为深刻。他原本深信林彪始终忠诚于他，将其视为一位忠实的追随者。然而，林彪竟然采取如此极端的谋杀手段，这无疑对他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自林彪事件以来，他对所有老一辈的信任均已动摇，转而信赖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自然也包括江青。

张闻天与刘英合影

《炎黄春秋》2009年第3期

来源：凤凰网

口述：杨尚昆

张培森，中央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