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对那些被俘的战犯，如宣统皇帝、康泽等人，也未对他们施以死刑。非因他们无可诛之罪，而是鉴于处决他们未必有益。对于所有反革命分子，理应提供生存的空间，让他们有机会悔过自新。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主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在论述“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时，他阐述了上述观点。
这段话对那些被囚禁于功德林的昔日国民党将领而言，无疑是春风拂面。这些战犯大多于1949年前后落网，历经辗转，先后被拘禁于各战犯管理所，多年来鲜与外界通联。然而，在毛主席的讲话之后，原本静谧的北京功德林，关押高级战犯的场所，忽然变得热闹非凡。
张治中、程潜、章士钊、邵力子、傅作义、蒋光鼐、张难先、郑洞国、侯镜如等昔日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与爱国民主人士，依次踏着和煦的春风，步入功德林。在功德林的接待室内，他们与渴望相见的旧部、校友、同乡们热情握手，场面温馨而感人。
张治中，昔日黄埔军校的教育长，其门下弟子遍布功德林；郑洞国与侯镜如同属黄埔一期生，而杜聿明、宋希濂、黄维则均为他们的同窗好友。文强曾投身程潜副总统竞选，虽败犹荣，后应杜聿明之邀，奔赴淮海前线。临别之际，程潜对其叮嘱，务必小心，谨防沦为俘虏。未曾想，此语竟成不幸的预言。
每当访客踏入门楣，战犯们的内心往往交织着复杂的情绪，然而对每一位到访者，他们无不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然而，其中却有一位访客，情况迥异。原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司令陈长捷，与傅作义同窗于保定军校，且曾是傅作义麾下多年的忠诚部将。然而，在傅作义特地前往功德林探望之际，陈长捷竟无言以对，甚至未睁开双眼。
陈长捷
在陈长捷的心中，这已是对傅作义至高无上的敬意。回顾往昔，在天津沦陷并被俘之际，陈长捷便曾在其司令部内对傅作义痛加斥责。即便是在功德林，他亦不止一次，在众人面前，公开表达对傅作义的强烈不满。怒斥傅作义为“此等无仁无义之徒，实乃恬不知耻之辈！”历经多年之改进，陈长捷已显著克制了性情，否则在傅作义面前，他恐怕难以抑止怒火，破口大骂。
究竟何种变故，令陈长捷对昔日的同窗、挚友及上司怀恨在心？这一切的根源，需追溯到1949年在天津发生的那场激战。
天津被俘，斥责傅作义。
陈长捷，生于福建一户贫困的农民之家。自幼便被母亲无奈地断乳，为了谋生而外出做乳母，他因此被遗弃在宗祠中。幸得哥哥姐姐的怜惜，才将他带回家中。尽管家境贫瘠，陈长捷自幼便展现出非凡的聪慧，赢得了私塾先生的青睐，从而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
辛亥革命一经爆发，陈长捷便毅然投身福州学生军，弃文从武。次年，他踏入保定军官学校，攻读骑兵专业。学成之后，应同窗好友傅作义之邀，陈长捷加入了阎锡山的晋军。他由一名见习排长起步，历经层层晋升，最终荣任第七十二师师长。
在抗日战争烽火连天的岁月里，陈长捷于南口战役与平型关战役中屡建奇功，被誉为抗战中的常胜将军。凭借卓越的战功，他先后晋升为第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以及第六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四行署主任。然而，由于与阎锡山产生分歧，一怒之下，他率领一支警卫部队前往绥远，投靠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担任晋绥边区副总司令之职。此后，他又转任伊克昭盟守备军总司令。遗憾的是，因部下肆意劫掠，陈长捷被追责，最终被剥夺了官职。
“请总司令安心，只要有我陈长捷在，天津之地必将万无一失。”
辽沈战役胜利告捷后，为确保华北地区的稳定，防止傅作义率领的60万国民党军队南撤，中央军委果断下令，要求东北野战军秉持不畏艰辛、连续作战的坚定意志，挺进关内，与华北军区协同作战，共同发起平津战役。
在天津战役一触即发的紧要关头，东北野战军旗下第1、第2、第7、第8、第9纵队已悄然而至，环伺于天津城郊之外。一场激战即将拉开帷幕，双方指挥官正于幕后精心策划，智谋交锋，互不相让。
在总攻发起前夕，刘亚楼曾致信陈长捷，力劝其改邪归正。阅读刘亚楼的来信后，陈长捷内心不禁有所动摇。然而，鉴于傅作义对其深厚的知遇之情，陈长捷始终犹豫不决，并在回复刘亚楼的信中言明此意：
“敌军要求我们放下手中的武器投降，但武器乃军人的灵魂所在，岂可轻易舍弃？若真有和平诚意，敬请派遣使者至天津会面。”
天津守军必须在1月8日之前缴械投降！然而，1月8日如期而至，两天后，解放军下达了严令：必须在1月13日中午12点前将部队撤出城外，接受处置；否则，将于1月14日发起攻城。
事实上，陈长捷亦面临着进退维谷的境地。他内心深处早已萌生投降的念头，然而他又忧虑此举可能会伤害傅作义的情感，因傅作义是他一手栽培的。于是，在接到刘亚楼的来信后，他即刻拨通了傅作义的电话，将此事告知于他。
傅作义
陈长捷始终期盼着傅作义能够掌控全局的走向，期待北平和平谈判能够取得圆满成功，进而共同采取行动。他拨通了傅总部的电话，急切地询问北平和谈的最新进展。傅作义的参谋长李世杰回应道：“只要坚定守卫，定有破解之道。”
直至解放军攻占天津的前夕，在激烈的巷战中拼尽全力，陈长捷仍旧拨打电话，渴望了解和谈的最新进展。然而，李世杰的回答依旧如故，“再坚持两天，必有转机。”这番话让他愈发坚定。怒火中烧，他猛地掷下电话，怒斥道：“竟让我们沦为他人谈判时的筹码，牺牲自我！”
“只需30个小时。”聂荣臻则幽默地回应：“军中岂容戏言！”
1949年月14日，总攻正式拉开序幕。在这场战役中，刘亚楼并未耗费过多时间。自他下令全军发起总攻起，仅29个小时便成功解放了天津。陈长捷未曾料想，自己精心构筑的防御体系竟如此轻易地被刘亚楼攻破。陈长捷不得不承认：“刘亚楼确实非凡，他采用的中间突破、两头夹击的战术，实属非常规，让人防不胜防。”
天津的城防工程，由曾在美留学深造、担任国民党市长的杜建时主持修建。他们动员民众，围绕天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城防壁垒，全市共构筑了一千余座碉堡，实施所谓的“大天津堡垒化”策略。这被比作第二道马奇诺防线，坚不可摧。陈长捷深知，要塞若是孤立无援，最终难免沦陷。然而，他最初仍坚信，凭借这些城防工事，天津至少可以坚守三四个月。
出乎陈长捷意料的是，他原以为城防可以坚守三四个月，然而，不到三十个小时的工夫，解放军便已将城防彻底攻破。
实则杜建时自1948年12月起便断言坚守天津必陷绝境，他主张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选择突围求生。当天津的防守由国民党第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与第八十六军军长刘云瀚共同负责，并在暗示杜建时可迅速行动之际，陈长捷语气庄重地向他们声明：“若天津的防守部队撤离，北平将面临绝境。一切责任应由傅作义承担。若是你们将部队撤走，我唯有选择以死谢罪。”
杜建时、陈长捷
陈长捷于1949年4月15日不幸被俘，与此同时，杜建时与林伟俦亦遭此命运。翌日，邓宝珊受傅作义之托，与解放军代表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进行了会晤，就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展开磋商。最终，双方于21日签署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至此，傅作义跻身起义将领之列，而陈长捷则沦为待改造的战争罪犯。
陈长捷在遭受俘获之后，被拘禁于河北省井陉县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的看守所。随着北平的和平解放，该所随之搬迁至北平西北的功德林地区。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其管理权转归公安部北京战犯管理处。
功德林改造，《资本论》苦读。
随着南京蒋家王朝的覆灭，众多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沦为战犯，精神支柱随之崩塌。陈长捷亦是如此，然而他素来以冷静著称，既不似黄维那般固执于个人所谓的“忠诚”，亦不似邱行湘那般，在失败的仇恨与无法改变的现实中，长期陷入矛盾纠结的精神困境。
陈长捷心怀对共产党的深仇大恨，对共产党胜利的成就感到无比嫉妒，更对胜利的成因感到困惑。他拒绝采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消极策略，即便只是为了求得死后心灵的安宁，他也选择主动出击。他仔细审视自己的对手，企图看穿共产党是否真的如传说中的马王爷般拥有三只眼。陈长捷正是这样一个执着且好强的个性，这种特质让他取得了成功，却也注定将成为他未来人生的束缚。
无论如何，陈长捷显然是决心已定。他不仅不停止，反而直接向共产党的始祖马克思发起了挑战。他将妻子从上海寄来的一笔款项，委托功德林的管理员代为购置了《资本论》的初、二、三卷。自那时起，陈长捷将全部身心投入到了“知己知彼”的征战中，他立誓要在此探寻人生的深刻哲理。
面对陈长捷热衷于购书的行径，诸如邱行湘这类性情粗犷的“糙人”，实在是难以企及理解。听闻此事，他不住地摇头，认为这种行为太过“浪漫”。相较之下，他更推崇陈长捷对职责的忠诚、对友情的坚守。在大敌当前、战事紧张之际，他毅然决然地拒绝了和平解决天津的劝降，真可谓是一位刚毅不屈的勇士。
或许邱行湘未曾察觉，陈长捷对《资本论》的钻研之深，但在功德林内，却有人心领神会。文强早年投身共产党，却于被俘后并未积极投身改造，反倒是将大量精力倾注于对文学的痴迷。直至他患上严重的淋巴结核，在共产党医生的救治下痊愈后，他才向管理员表达愿望，“医生已治愈了我的躯体，请再寻一位医者，来拯救我的灵魂。”
灵魂的疗愈者，便是那些能够启迪思想的书籍。因此，管理员向陈长捷借来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全套三卷。文强接过《资本论》一书，瞥见封面上“陈长捷”的名字，心中暗自嘲讽：“晋军一名将领，竟也附庸风雅？论带兵作战，我文强自信不输，但若论起笔耕不辍，难道我会输给陈长捷吗？”
文强
文强昔年在报考黄埔军校第四期时，成绩斐然，名列考生榜眼之位。然而，当他初次翻开《资本论》的第一页，却不禁心生懊悔，原来自己竟然对其中的论述一窍不通。正当他感到头脑昏沉之际，眼前忽现陈长捷那工整严谨的批注，跃然纸上。
审视陈长捷的点评，文强心中不禁为之震惊。《资本论》这部著作，其深奥之处往往令人难以捉摸。陈长捷能将个人所思所感细致入微地一一记录，不论这些见解是否精准，都足以证明他确实用心去观察与思考。不仅如此，彼时的文强尚不满五十岁，而陈长捷则比他年长整整十五载，已是六十余岁的耄耋之龄。
在劳动改造的历程中，即便年逾花甲的陈长捷亦始终保持着不甘落后的精神。于秦城农场辛勤耕耘，陈长捷所归属的乃是中游的劳动力梯队。他被编入第三组，而杜聿明则稍逊一筹，隶属第四组。前两组的成员更为健壮，通常负责较为繁重的劳动任务。相较之下，第三、四组的成员承担的工作较为轻松，且经常共同协作。
某日，陈长捷与杜聿明携手搬运一筐粪肥至田地，途中的同学们不禁窃笑。杜聿明近视深重，左腿较右腿短一公分，二人皆体态轻盈，举止文雅。众人之所以发笑，乃因他们是赫赫有名的战将，今朝却同抬粪筐，若非知情者，谁又能想象这两位翩翩公子竟是昔日统领无数精锐的将领呢？
目睹众人欢声笑语，围绕他们议论纷纷，他们便将粪筐放下，与众人同坐。沈醉笑言：“你们二人携手合作，堪称‘宝一对’！”
陈长捷闻言，颇感不忿，遂揭开杜聿明的过往，称其才智胜过杜聿明一筹，体力亦更胜一筹，更重要的是，他绝不会是那种踩死老鼠却浑然不觉的人。此情此景，瞬间引发了满堂的笑声！原来，杜聿明曾有过这样一段令人捧腹的趣事。
杜聿明原本右腿略短于左腿，行走间常显得有些蹒跚。然而，某日，众人惊讶地发现他行走间已无往日的跛态。杜聿明察觉到众人的目光，心中也觉得自己的步伐似乎有所改变，遂坐下，轻轻提起右脚的棉鞋，仔细摸索。他似乎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正从鞋尖滑落。随即，他迅速摘下近视眼镜，贴近棉鞋仔细观察，自言自语道：“原来是一条绳子！”
然而，当他用力拽出那所谓的“绳子”时，竟意外地发现一只被踩死的幼鼠，其尾巴正被他握在手中，从鞋内被拽了出来。
陈长捷与杜聿明的争执，不过引来一阵欢笑，然而他与徐远举的竞争，却几乎将他置于生死边缘。那是因为他们正拆除一座破旧的窑洞，以获取砖料来建造猪圈。陈长捷竭力争取，要取走比徐远举年轻二十岁的砖块数量多一倍。正当两人激烈竞争之际，突然传来一声巨响，破窑瞬间坍塌。陈长捷与徐远举，两人不幸一同被埋于废墟之下。
陈长捷
邱行湘拼尽全力展开救援，凭借着全身的力气，先将陈长捷从砖块堆积中拽出，继而将他背在背上，跋涉数里，直至将陈长捷稳妥地安置在农场医务室的担架上。苏醒过来的陈长捷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邱行湘，他疑惑地问道：“我怎么会躺在地上？”“是我把你背回来的。”“原来是你的救命之恩。”“不，是共产党救了我们大家。”
鸿宾楼再聚，旧怨皆忘
陈长捷在功德林不懈地努力进行自我改造，然而，在他内心深处，依旧萦绕着一个难以消解的结。对于傅作义，他怀有难以平复的怨恨之情。
在功德林改造之际，他多次当众痛斥傅作义：“命我死守天津，直至最后一兵一卒，他却畏死贪生，于北平策划和平起义，我终于看透了他的真面目——一个既无仁义又不知羞耻之徒！”每当言及此处，一旁的原国民党十二兵团司令黄维便会补充道：“若非你在天津坚决抵抗，他在北平的谈判桌上便无任何筹码可谈，可见他亦是一个玩弄权谋的政客，一个损人利己的小人！”
位居水利部要职的傅作义，自是未曾听闻功德林的这些议论。然而，身为历史见证者，他心中怀揣着一份愧疚，一份自责，直至他亲口向当事人吐露那句肺腑之言。
1956年三月，周恩来同志主持召开了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的第十九次扩大会议，会议主要议题是深入探讨如何妥善解决国内外战犯的处理问题。
在会议的议程中，傅作义不假思索地发表了两番言辞，直言不讳地表达道：
我恳求宽恕他们，因为我深知自己与他们有着相似的过往，或许也曾面临过相同的命运。昔日，我同样被列在了43名战争罪犯的名单之中。所幸，我在关键时刻认清了正确的道路，勇于冒险，这让我与他们有了本质的区别。如今，我得以身处高位，而陈长捷等人因遵从我的指令却沦为囚徒，我对此深感痛心，内心难以平静。
傅作义的恳切请求终获响应。1959年12月4日，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在庄严的礼堂内，举办了首场战犯特赦大会，陈长捷的名字位列其中。自此，他重获公民身份，迎来了新的生活。特赦之后，陈长捷有幸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周恩来总理对他给予了亲切的鼓励，陈长捷也连连赞叹共产党所实施的，乃史无前例的宽容政策。
首批特赦战犯合照
翌日，周总理接见获释人员之后，傅作义便在西单的鸿宾楼设宴款待了陈长捷。那日午时，傅作义提前恭候多时，而陈长捷则迟迟未至。二人相见时，陈长捷不无冷淡地抛出一句：“往昔，若依循我那脾气，今日断然不会踏足于此。然而，经过共产党监狱十年的改造，我已脱胎换骨，连同那脾气亦随之消散。”
傅作义爽朗地笑道：“咱们同是保定军校的校友，你的急躁性格，我又怎会不知？幸好你心胸宽广，为人豁达，因此我有件深藏心底十年的秘密，不得不向你坦白。”
陈长捷仍沉着脸有屁快放，有话直说。傅作义神色凝重。天津的战事，其责任应由我一人承担。毕竟，平津地区的整体局势已然趋向和平，然而，正是由于我的踌躇不决，导致了战与和的反复，不仅给天津的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让我的同窗好友承受了不幸的后果……”
闻言，陈长捷眼眶泛起泪光，他主动伸出援手，与傅作义握手，共叙旧情，将过往的恩怨抛诸脑后。
周总理期望所有获释人员能够留驻北京，以便大家能够更频繁地相聚。然而，陈长捷在上海拥有一位担任工程师的儿子，他决定南下与家人团聚。毕竟，陈长捷已步入近七十高龄，渴望享受天伦之乐，此情此景，亦为人之常情。
在迁徙南下的征途中，陈长捷与返家南京的邱行湘同行。当火车停靠在南京站台之际，陈长捷亲自前往送别。邱行湘信心满满，誓言在狱中成为劳动的模范，出狱后亦要成为生产的佼佼者。面对这番豪言壮语，不服输的陈长捷毫不犹豫地向这位比自己年轻十五岁的邱行湘发起挑战。
年逾古稀的陈长捷抵达上海，被派往市郊的嘉定县农场参与劳动。在那里，他负责管理数个蓄粪池。一日，暴雨倾盆，蓄粪池的泄口突然堵塞。面对即将流失的宝贵粪肥，陈长捷心生不忍，他一声怒吼，毫不犹豫地跳入池中，用胸膛紧紧封堵住泄漏的缺口。
1961年四月，他重返上海，受命担任上海市政协秘书处的专员，投身于文史资料的编纂工作。他以极大的热情和勤勉的态度，在短短数年间，便撰写了十余篇记录个人亲身经历的文史资料，累积约三十万字，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财富。无论何时，陈长捷都保持着一贯的严谨与坚韧，他的性格如铁般刚毅，始终如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