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贺龙传》，由《贺龙传》编写组编纂，并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发行。
1965年12月6日，贺龙接到紧急通知，要求他即刻前往上海参加一次重要会议。
往常召开会议时，我们总会一并告知会议的具体内容。然而，这一次却有所不同。不久前，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强化东南沿海战备的通知，贺龙推测此次会议或许与此紧密相连。在启程前，他的秘书询问他需要携带哪些资料，他回答道只需带上作战地图。抵达上海后，方才得知会议的核心议题是“解决罗瑞卿的问题”。
贺龙与罗瑞卿，一人为军委日常工作的主持副主席，另一位则是军委秘书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他们不仅在工作上紧密协作，彼此间的了解亦颇深。贺龙坚信，罗瑞卿这位铁骨铮铮、对党忠诚不渝的勇士，绝不可能背叛党的事业。他不禁回想起不久前所发生的一件往事：
11月初，军委直属机关遵照林彪的部署，对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进行了批判。
31日，临近会议尾声，主持人匆忙跑来告诉贺龙：“贺总，目前正对萧向荣进行批判，而他的靠山是罗瑞卿。”贺龙随即追问：“有何依据？”
在一场活动中，主持人提及：“曾经有位外籍国防部长到访，罗某得知他并不偏爱战争题材电影，便调侃道：‘若是不喜战争场面，惧怕血腥，那又岂能胜任国防部长之职？’罗某此言，实则是在影射林总，认为林总不宜担任国防部长。”
贺龙追问：“是否还有其他证据？”主持人回应：“已无。”
贺龙说：“如果你们没有别的根据，就不要胡乱猜疑了。罗是扛大旗的，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林总的。说他反林总，这是不可能的事，你们不要往那方面去想。”但是，过了两天，12月2日，那位会议主持人又来了，一坐下来就哭。贺龙不知他为什么要哭，不耐烦地说：“为何哭泣？有话就直说吧！”
主持人言道：“贺总，提及那桩旧事。简报即将发布，其中仍需提及萧氏背后的罗瑞卿。”贺龙闻言，情绪激动，高声回应：“我此前已明确指出，你们切勿对此过度联想！”
主持人询问：“这并不能解决疑问。请允许我听听您的观点，您能否保证罗瑞卿同志没有任何问题？”贺龙坚定回应：“我敢担保罗瑞卿同志并非反革命分子，他绝对忠于党。”
主持人又问：“您这话能否传达？”贺龙断然回答：“我说了，自然可以传达！”
仅仅六日之后，中共中央便紧急召集了这场针对罗瑞卿的批判会议。贺龙敏锐地察觉到，此次会议非同小可，恐怕会波及到自己。
在上海，贺龙被安置于兴国路1号的独立平房之内，其住址与刘少奇的居所相隔不远。
会议第一天的晚上，刘少奇、王光美夫妇来访。恰好李井泉也在座。谈到这次会议时，刘少奇问贺龙：“事情真有些突然。贺老总，你是管军委日常工作的，这件事你事先知道吗？”贺龙说：“我也是刚刚得知。”刘少奇接着询问李井泉：“您呢，对此有何了解？”李井泉答道：“我也并不知情。”片刻沉默后，刘少奇总结道：“看来，我们所有人都对此事事先一无所知。”
在次日召开的一场会议上，叶群及林彪指定的几位代表轮番发言。散会之后，贺龙向薛明透露了他的观察：“叶群几乎独占了整个会议时间，不断打断他人发言。”“她对于罗瑞卿的指控，有些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我认为罗瑞卿并不可能做出那些行为。不，我相信叶群的话并不可信。”
会议开始后的第四天，叶群突然来访。她说林彪很关心贺总，要她来代为问好。过了两天，薛明回访叶群。叶群说：“1965年8月1日《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民主传统》一文，是林总决定用贺总名义发表的。因为林总考虑到贺总在群众中的威望高，特别是近几年来在国防建设上有功。”“过去我多年不到你们家，是因为怕贺总骂我，我摸不透贺总的脾气。”“往昔，我之所以多年未曾登门拜访，实因畏惧贺总的责备，对于贺总的性情，我始终难以捉摸。”“你曾在我面前多次提及我的不是，只要今后不再提及，我自当既往不咎。”薛明回应道：“过去的一切，你我心中自明。”
叶群，本名叶宜敬，亦称叶瑾。1937年，于南京期间，她曾在国民党电台担任广播员一职，并与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的国民党教官保持着亲密关系。此外，她还参与了国民党三青团举办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主题的演讲比赛，并向国民党CC系主办的壁报投稿。1942年，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薛明出于对友情的关怀，曾劝叶群向组织坦白上述过往。这乃是一名共产党员、革命战士应有的坦荡胸怀。然而，当时已与林彪结为连理的叶群却为此事大吵大闹。薛明无奈之下，只得将她带到中共中央组织部进行说理。自此，林彪与叶群便对此事念念不忘。叶群所说的“过去你对我诸多非议”，正是针对此事而言。
隔了两天，叶群再次对薛明提出疑问：“我要提醒你一件事。你与邻人林月琴——罗荣桓元帅的夫人——之弟关系紧密，甚至向其展示机密文件。若有人质疑你们与军统有所勾结，你们将难以辩驳。”薛明进行解释称，是总政治部一位负责人委托他将文件转交给她，皆为常规文件。然而，叶群对此却置若罔闻。
薛明向贺龙透露了与叶群间的对话内容。贺龙表示：“绝不可轻视叶群的到访。叶群声称自己对往事无怨无悔，但这真的可信吗？若她真无恨意，又怎会对此耿耿于怀？”稍作停顿后，他又说道：“此次会议显然并非表面那么简单，他们背后或有更深远的目标。”
12月8日至15日，上海会议持续召开。在这七日之内，会议讨论中未曾揭示任何实质性矛盾，除却少数无端指责与无根据的谣言。然而，会议闭幕之际，在一次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会上，罗瑞卿不幸被免除军委秘书长与总参谋长之职。自此之后，贺龙亦被剥夺了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权限。
会议落幕之后，贺龙与董必武等同志一同前往广州休整。次年三月，贺龙依照既定计划抵达成都，对正在建设中的西南钢铁重镇——攀枝花进行了实地考察。这一任务乃毛泽东主席不久前所委以重任。在视察过程中，他攀山越岭、跋涉峡谷，深入工地各处，与工程技术人员并肩研讨规划，共同商讨解决了一系列问题。他更是无畏险阻，深入施工中的隧道内部，掌握工程进度，向工人和战士们致以诚挚的问候，此举极大地提振了全体人员的士气。紧接着，他即便疲惫不堪，也坚持视察了正在建设中的官村坝铁路隧道工程。直至1966年4月9日，他完成视察任务返回北京。
不久，一场名为“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动乱爆发了。在5月4日至26日期间，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人所谓的“反党罪行”进行了批判，并出台了指导这场动乱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紧随其后，于8月1日至12日，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虽未点名，却对刘少奇提出了“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批评。同时，毛泽东还致信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对他们发起的“造反行动”表达了“热烈的支持”。自此，动乱的局面从北京蔓延至全国。
贺龙同志的党性坚强，这一点众所周知。他对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决策和指示，始终抱有坚定的信念，无论是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还是在和平建设的时期，每当听闻党中央的决定或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他总是毫不犹豫地予以坚决执行。然而，对于毛泽东同志发动的所谓“文化大革命”，他却始终无法理解。一夜之间，曾经为革命事业立下赫赫战功的干部，竟沦为“走资派”，而那些战功显赫的将军，也变成了“叛徒”、“特务”，这种历史的巨大颠倒，他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
在抨击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及批斗工作组的过程中，有人将指责刘少奇的大字报公然张贴于王府井大街。听闻此事后，贺龙焦急万分，直言：“此举实属不妥，刘少奇毕竟是国家主席！”“若将一位国家主席置于如此境地，对外的负面影响极大。”当时，周恩来正负责处理清华大学的问题，而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也参与了清华工作组的运作。贺龙随即指示薛明即刻前往人民大会堂，向周恩来转达他的观点：“处理清华问题应与北大有所区别，需考虑到团结的因素。”
薛明抵达人民大会堂，向周恩来阐述自己的来意。周恩来关切地询问：“这些意见出自何人之手？”薛明回答：“系贺龙、李井泉及王任重共同商议的结果。”周恩来接着询问：“他们确实如此表述的吗？”薛明坚定地回答：“正是如此。”
归来之后，薛明将所经历的一切悉数告知了贺龙。贺龙微笑着回应：“既然见到了，那就好了。”
当时，在天安门广场开群众大会，什么人登上天安门成了政治晴雨表。人们一般可以从某个领导人是否登上天安门和站在什么位置上看出他政治地位的变化。8月18日，毛泽东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时，刘少奇、邓小平与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上了天安门，尽管他们已在党内受到了批判。贺龙对这样的安排是满意的。回来后，听到有人说：“今日场面宏大，效果亦佳，只是刘少奇显得略显落寞。”贺龙闻言，立即严肃地予以驳斥：“同志啊，你这是怎么说呢？身为国家主席，怎能有失风度之嫌？如此言辞，实属不妥。”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期以及会议结束后，中央政治局与书记处接连举行党的生活会，旨在解决所谓刘少奇、邓小平所涉及的“问题”。随着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的点名，会议的讨论愈发偏离实事求是的原则，议题的深度与广度不断升级。贺龙对于这种状况持有不同意见，显得颇为不满。
一次，毛泽东问贺龙：“你发言了没有？”贺龙说：“还没有发言。”毛泽东又问：“怎么不讲一讲？”贺龙把身体挺了一挺说：“主席，我似乎难以把握主题要点。”
不久，生活会不开了。贺龙高兴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来看望的友人。有人问：“怎么不开了？”贺龙说：““若继续如此，情况将不可收拾，还需加以规范！”
在这段时间里，贺龙与萧华讨论了“文化大革命”及其对老干部的看法，贺龙表示：“这场‘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如今的做法似乎意在党内重塑阶级阵容。这些老干部为革命事业奋斗数十年，有些人甚至多次险些丧命于敌手。他们的阶级身份，难道党会一无所知？”
9月中旬，一个被当做“叛徒”、“走资派”批判的领导干部把他的检查稿拿给贺龙看。检查稿的最后提到要“炮打司令部”。贺龙看后说：“你为什么要提炮打司令部？难道你承认你自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吗？”贺龙自始至终都不认为党内存在一个什么“资产阶级司令部”，不认为在中共中央第一线工作的领导人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更不相信那么多领导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一天，康生碰到贺龙，问他：“你认识杨植霖吗？”贺龙回答：“认识。”康生继续说：“他在伪军中任职，是叛徒。”贺龙则反驳：“他并非叛徒，而是组织上派他去执行任务的。”在1986年劫难之后，杨植霖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表示：“当时贺老总身处极其艰难的境地，却依然敢于仗义执言，保护我们。这种为了他人和党的事业不顾个人安危的崇高品格，只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才能深刻理解，他的这种特别可敬和宝贵的品质。”
1966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会后开展了“扫除阻力，搬掉绊脚石”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军队院校也乱起来了，一大批外地军事院校的师生来到北京。他们与地方的“造反派”联合起来，冲击军事要地，抢劫国家机密档案，一时间，弄得各军事机关无法工作。11月13日，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大会，请几位元帅出面做工作。出席这次会议并讲话的有贺龙、陈毅、徐向前、叶剑英。在陈毅讲话之后，贺龙讲了话。他特地讲了军队院校师生在大串联中要做好样子的问题。贺龙说：“我们要发扬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优良传统，在串联过程中积极传播毛泽东思想，为人民群众办实事。身着军装，弘扬三八作风，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铺张浪费，不搞特殊化，严守军事机密，不携带机密文件，不携带武器，不单独行动。”他特别要求军队院校师生“不要介入、不要干涉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不要参与地方上的炮轰司令部、上街游行和争吵等活动”。这是贺龙生前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发表讲话，同时也是他唯一一次在公开场合谈论如何参与“文化大革命”的讲话。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直至这次讲话，贺龙始终坚信党内不存在“两个司令部”。他维护刘少奇、邓小平的声誉，反对“造反有理”。显而易见，贺龙与其它几位老帅关于如何参与“文化大革命”的讲话，与林彪、江青等人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也是对他们在混乱中夺取权力的阴谋进行揭露和批判，因此，不可避免地遭到了他们的忌恨和抵制。
林彪企图推翻贺龙，此行径背后有着复杂且深远的历史背景。
1942年春，贺龙到达延安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有一次，毛泽东同他谈到了林彪，提到在遵义会议时，林彪表面上承认毛泽东的领导，背地里却经常散布不满情绪，甚至骂娘；1938年洛川会议时，林彪不顾全大局，对毛泽东关于留兵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建议，默不表态；抗战期间，林彪曾说与蒋介石谈判时要说些好话等。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后来被林彪知道了。再加上1937年参加洛阳会议之后，在返回山西的路上，林彪曾给贺龙写过一张纸条，说蒋介石有抗战到底的决心，回部队我们可以吹吹风(这个纸条，后来被贺龙警卫员洗衣服时泡坏了)。这些事情成了林彪的一块心病，生怕会被贺龙揭出来。全国解放以后，贺龙按照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每到一地都强调驻军应向地方党委汇报工作，要求地方党委认真抓军队；部队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古田会议决议，把工作重点放在基层；要练为战，不为看；要重视新式武器的研制和生产，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他坚持党的三大作风，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在干部问题上搞“五湖四海”。在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军队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他同叶剑英、罗瑞卿一起，通过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把全军的军事训练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赞扬。这些都令林彪十分不满，害怕毛泽东不断委贺龙以重任，威胁自己的地位，成为他们阴谋夺权的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在一次会议上，林彪公开表露了这一点。他说：“我之所以要打倒贺龙，是因为我考虑到了‘主要危险在毛主席百年之后’，担心那时贺龙会‘放炮起哄’，引发混乱。”
1959年，林彪接任国防部长一职后，便开始在海军、空军等部队中培植自己的亲信，并对那些不随波逐流的干部进行打压和陷害。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这两个单位的林彪亲信便趁机夺取权力。海军的李作鹏等人暗中策划阴谋，伪造材料，意图将海军的主要领导干部诬称为“罗瑞卿分子”；而空军中的吴法宪则试图将反对他的干部定性为“反党小集团”。1966年7月初，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在听取相关汇报后，指示必须解决海军和空军存在的问题。
7月7日，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李作鹏等搞地下活动是不对的。”贺龙虽已不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但他仍然直率地在会上说：“搞地下活动是第一位的错误。有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要搞阳谋，不要搞阴谋嘛！”7月11日，军委常委讨论解决空军问题时，贺龙在发言中批评了吴法宪，指出他在空军的工作“只报喜、不报忧，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有许多都是假的”。李作鹏、吴法宪被批评，当然威胁到了林彪。为了稳住自己的阵脚，林彪在军委常委会后提出：“海、空军目前的领导班子保持不变。”然而，贺龙却表示：“即便是个别情况，也可以进行适当的调整！”林彪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不满。
8月28日，林彪将吴法宪召唤至其面前，语重心长地指出：“贺龙心怀野心，四处干预，总参谋部、海军、空军以及政治学院均被他插手干预。”他继续告诫：“空军乃肥沃之地，各方势力皆觊觎，你须提防他人图谋夺取你的权力。”随即，林彪指示吴法宪返回后，需将贺龙干预空军的具体情况整理成一份详尽的材料送呈给他。
9月2日，林彪拨通了李作鹏的电话，严肃地叮嘱道：“你必须密切关注贺龙的情况，实际上，他是罗瑞卿的强力支持者。他……暗中纠集了一众势力，意图对我形成反制。军委即将召开会议，以解决他的问题。你需就此问题迅速撰写一份报告。”
在此之前，总参谋部外事局的一些工作人员提出暂时不让某领导干部参加外事活动。他们的要求遭到总参党委的反对，但得到了中央的同意。于是他们敲锣打鼓到总参党委“报喜”。总参作战部部分干部写大字报表示支持，作战部长王尚荣也被迫在大字报上签了名。林彪立即抓住这件事，先是将它诬陷为“夺权”性质的行动，然后，因为王尚荣曾在贺龙领导下工作过，就诬陷说“这是受贺龙指使的”，是贺龙“到处插手”、“夺权”的“证据”，并告诉他的亲信：“你们需迅速为此事撰写材料呈交于我。”
在总后勤部、装甲兵部队、后勤学院以及政治学院等相关部门，林彪等人亦作出了相同的部署。
林彪深知，要打倒贺龙，还必须在最忌讳的问题上做文章。叶群指使中央军委办公厅警卫处长宋治国在一份诬陷贺龙的材料中写道：“贺龙亲自保管1支精制进口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带上。”“这支枪最近两个月又每天放在枕头下，最近外出也自己带在身上。”后来，又有人告密说，贺龙有支小手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放在住中南海的董必武女儿那里，以便贺龙“借到怀仁堂开会之机，用来暗杀毛主席”。
这样荒唐的诬陷，很快得到了澄清。有一天董必武为此事严肃地询问了他的女儿。他女儿惊讶地说：“这是从哪里说起！这支枪不是贺老总放到我这里的，而是很早以前有一天我和几个男孩子一起到贺老总家时，贺老总给我玩的。那还是1957年的事。”为了说明事实真相，她赶紧从箱子里把放了近10年的那支小手枪找出来，交给了有关部门。验枪的人发现枪栓锈的拉不动，用了很大的劲去拉，才拉动了一点儿，此人笑了笑说：“这支枪早已无法使用了。”
尽管如此，林彪仍旧将那些诬告信件，以及李作鹏、吴法宪等人所撰写的针对贺龙的诬告材料，一并呈送给了毛泽东。
9月5日晨，毛泽东于中南海游泳池休息室内，接过林彪转呈的吴法宪诬告信，递给了贺龙。贺龙阅后，询问：“我是否应与吴法宪等人进行交流？”毛泽东回应：“有何必要？”并补充道：“你无需担忧，我自会支持你。”他接着说：“我对你的了解从未改变，依旧坚持你过去的三个原则：对党忠诚、对人民忠诚，坚决对抗敌人，善于与群众沟通。”随后，两人便展开了关于孙中山革命历程及护国、护法运动中旧事的深入讨论，交谈持续了较长时间。
贺龙未曾料想，自那场谈话过去仅仅三天，林彪便在一场“小型打招呼会”上，告诫众人需对贺龙所谓的“夺权阴谋”保持高度警惕。
9月9日晚，毛泽东指示秘书徐叶夫致电贺龙，言道：“经与林彪及几位资深同志协商，此事已圆满解决。你大可亲临寒舍，就相关事宜征询同仁们的宝贵意见。”
“有何本事，不摆在明面上来？私下里的嘀咕算得了什么！”接着，他又冷哼一声，表示：“诬告我？那不过是雕虫小技，我并不畏惧。”然而，他还是遵从了毛泽东的安排，于9月10日上午前往林彪的住所，寻求他的意见。
贺龙阐明来意，林彪回应道：“贺老总，我对您并无任何异议。”贺龙却谦虚地回应：“不，林总，恐怕多少还是有些看法的。”林彪稍作停顿，仿佛在回忆什么，然后说道：“若说有，那也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点。关键在于，今后您需注意一个问题，那就是支持谁，反对谁。”贺龙微笑着说：“林总，我投身革命多年，对于支持与反对之事，您应当是心知肚明。凡是对党中央、毛主席持反对态度者，我便坚决反对；而那些拥护党中央、毛主席的人，我自当全力支持！”言辞不合，两人一时无话可说，贺龙便坦然起身，告别而去。
在与贺龙交谈之际，叶群及数名警卫悄然匿于暗处，意图窃取贺龙与“林副主席”间的谈话内容，以图构陷贺龙。然而，他们最终一无所获。此次交谈令林彪意识到，他精心策划的诬陷之计并未能如愿实现对贺龙的“管控”。自此，一场更为阴险、毒辣的针对贺龙的迫害阴谋便悄然拉开序幕。
1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在会议期间，毛泽东亲切地与贺龙打招呼，并邀请他移步至前排就座。贺龙随即坐在了毛泽东的身旁。这一天，成为了贺龙生平中最后一次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时刻。
